【摘要】跨文化交际是全球化背景下值得深入研讨的命题。文化冲突的背后蕴含着深刻原因。本文以中德间的跨文化交际为例，从理论层面总结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问题，希望通过对冲突本质的了解，缓和冲突带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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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中国；德国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之间的交流愈加频繁。这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困惑和思考命题，因为当“交际”涉及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时，交际双方之间思考与行为方式的巨大区别就会凸显出来，交际的顺畅程度也随之大幅下降。
“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可以界定为：“交际时一个（或多个）人对另一个（或多个）人行为或行为遗迹做出了反映”[1]。“跨文化”（Interkulturalit？t）中的“跨”（inter）涉及的含义则很丰富，能概括出跨文化交际的本质，其中包括这几个理解层面：1、“之间”（文化间）；2、“相互”（文化相互关系）；3、 “互动”（文化互动性）；4、 “对立/对峙”（文化对立/对峙性）。[2]可以看出，前三个层面的互动性是积极、正面的，第四层面指涉的是跨文化互动中消极、对峙的一面。[3]本文即尝试以“跨文化日耳曼学”，特别是中国与德国间跨国交流的视角，解析中德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问题。
中国和德国和文化渊源截然不同，两国人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核心标准自然就完全不同。中国人和德国人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碰到很多问题和障碍，如：
一家中国国企欲收购一家德国中型公司，双方在谈判时，德方的首要疑虑是：一家“工厂”（Fabrik） 有法人资格吗？可以作为收购者收购另一家公司吗？而中方也对德国公司“GmbH & Co. KG”“AG”之类的称谓感到不理解。[4]在不同国情和法学体系之下公司的不同名称和其实质上的含义显然极大地阻挠了中德双方谈判的顺利进行，而法制文化正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得不够清楚，就会产生这样的交际障碍。
一个中国交流生到德国短期留学，他所寄宿家庭的母亲问他，喜不喜欢吃面包，尽管他实际上不喜欢德国面包，但碍于面子还是说喜欢，勉强下咽，那位德国母亲发觉后勃然大怒，觉得他在说谎，这位中国留学生不解：“中国的客气等于德国的撒谎？”[5] 这种情况就涉及到中国人特有的面子观。中国人特别在乎面子，鲁迅曾带讽刺地指出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6] 中国人类学家胡先缙认为中国人所指的“脸”和“面子”是有区别的。“脸”指的是社会对个人道德品格的信心，而“面子”指个人借助努力或可以经营，积累而成的个人声誉。[7]上文所举得例子中，中国留学生既想保持自己“随和、适应性强、不随便拒绝别人”的“脸”，又想给德国妈妈“面子”，觉得拒绝她的面包会让她难堪、不高兴。这其实是把他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脸面观”生硬地套在有着完全不同“面子观”的德国人身上，德语论文题目，造成了跨文化交际中的对峙、冲突状态，以至被认为是“撒谎，不真诚”。当然，跨文化交际时双向的、互动的，如果德国妈妈了解一些中国学生“客气”的思维方式，大概也不会太严厉地斥之为“撒谎”了。
王志强在其论文中从理论的层面总结了跨文化交际中的问题。 包括：1、文化不对称性（die kulturelle Asymmetrie）； 2、文化不同性；3、跨文化理解困境；4、文化优越感/强势文化心态；5、文化期待；6、主观文化假设。[8]
其中，文化不对称性是指跨文化交际中“涉及同一文化形式和文化理念，但实施程度不相等”，即待人接物中有“同一性”，但程度上有高低。如对礼貌的标准的不对称。作家龙应台在《吵架》一文中叙述了她在北京机场的经历，在检疫口，工作人员对着她喊：“你，就是你，给我过来”，这“刀片般”的声音把作家从小在德国长大的七岁儿子的脸都吓白了。可见本国服务人员所习惯的“礼貌”标准，却可能会给他国的游客造成困扰，这正体现了跨文化交际问题中的“文化不对称性”。
而文化不同性涉及的是文化取向核心标准、文化行为方式和交际模式本质上的不同。就中德来讲，德国人形式主义，刻板处事，务实等文化取向标准决定了他们“就事论事、直率性、务实性、法治/合法重于合理性、权利意识、注重个性主义…”等行为方式，而中国人以保脸面、中庸、公私场合趋同、社会制裁意识为代表的文化取向标原则决定了中国人的强调中庸，凡事不过头，保护个人及其家属、团体社会名誉的行为方式。[9]
文化不同性还涉及不同的文化释义。对同一事物，不同文化会赋予不同的文化意义。如希腊人在点头时表达的是否；又如对动物的不同理解，中国著名的白象电池在视大象为邪恶动物的印度没有销路，德语毕业论文，在中国是不吉祥动物的乌鸦被尊为神鸟。这些天差地别的文化释义小则引起个人与个人交往中的误解和冲突，大则引起国家间的外交冲突或经济贸易的重大损失。
跨文化理解困境也困扰跨文化交际人士的一大问题，它强调了“不同文化人员进退两难的文化行为困境”[10]。一位在德国律师事务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德间法学事务的中国律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经过一系列交流后，中德谈判双方基本了解了一桩企业收购案的大小问题，但当双方要就这些问题面对面讨论解决措施时，分歧产生了：中方希望先谈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问题；而德方提议先谈困难的问题。这里就存在着中德跨文化理解困境。中方认为从小问题入手，取得一致，可以先创造出一个和谐的氛围，为后面的困难铺路；而德方认为在大问题还没解决的情况下，不该把过多时间浪费在小问题上。[11] 这种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谈判中产生的进退两难的情况非常典型。
文化优越感/强势文化心态是以优劣之分判断不同文化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偏见和文化定势的作用。中国人在德国经常会感受到排外的情绪，正是由于一些德国人的强势文化心态，此外，文化定势也常作用人们对来自另一文化背景的人的客观判断，如“Halo-效应”既是一种感知的歪曲，指“观察者用其从被观察人身上感知到的唯一的一个积极的或消极的特征掩盖被观察人其他的特征，从而歪曲了被观察的人。”[12]就像龙应台在瑞士碰到把她当成泰国来的妓女或者来自越南的难民，要给她施舍的“善意的”瑞士人。[13]
跨文化交际问题出现在人与人之间交际的方方面面，正视、总结它们，是为了增强跨文化交际双方对此的敏感度和思考意识，建构跨文化理解的框架，才更能顺应跨文化交际越来越频繁的全球化背景。
注释：
[1][6][7]林大津，谢朝群.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践[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7，102～103.
[2][3][8][9][10]王志强.文化认知与跨文化理解――以中德跨文化交际为例”[J].文化探讨，2017（6）：43～47.
[4][11]黄群.“ber das interkulturelle Verst？ndnis”[J].德意志文化探讨（第二辑）：34～35.
[5]张光武编.体验欧洲[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29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