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女作家在著作中对爱情的处理是截然不同的。显然在《花粉屋》中爱情不是著作的主题，爱情在文章中甚至从未出现过。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其实只是展现了青年一代关于性的畸形理解以及对爱绝望的心态。比如书中主人公的朋友莱安是个典型的新新人类，她寂寞，但是拒绝听性命垂危的母亲的电话；她不喜欢一直居住的地方，却又拒绝另一个目的地；她年轻的躯体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内心却比孤寂的老人更冷漠，最后连性也被她否定了。“莱安说：“性已经不时髦了。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人说性可以使人快乐，其他人不过都在说谎罢了。“长年的孤独与爱的缺失使这些年轻人失去了爱的能力。她们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男女关系的问题时遇到困扰和迷惘，但是没有人去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于是他们甚至对男女关系都不再有期待。” 6 成长与爱是张悦然亘古不变的主题。张悦然著作中的主人公把爱情视为拯救孤独人生的一种方式。她们更多地潜入到自己的内心去审视自身与外界的不协调以及她们在这种不协调中的忧伤，她们选择“爱情“作为释放她们热情的燃料。于是张悦然笔下的爱情是忧郁纯洁、高贵无比，同时也是单薄脆弱的，并且始终带有《海的女儿》中美人鱼对王子的爱情模式，始终是从低处仰望高处的不平等的爱，爱得不顾一切，倾其所有。7如《葵花走失在1890》是讲述了一株葵花爱恋画家梵高的童话故事。表面上看上去这种爱情无私而真挚，实际上是一种被抽空了生活内容的虚无的爱情，其华丽的外表无法掩饰这种畸形爱背后存在的虚无和内心的孤独。张悦然过分地强调干净、纯粹的爱情，带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意味。即使她安排了一场两情相悦的爱情，也让这份爱情只是擦肩而过。 虽然一个是把对爱情的见解处理成对性的否定以及对爱的无所期待，另一位是处理成对爱单方面的歇斯底里的追求，其背后所蕴藏或者想要表达的根本其实就是这种成长中的孤独。爱或者不爱，都是一种孤独的表达方式。两位出生于不同国家，有着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女作家在各自的著作中都不约而同地表现了孤独这一主题，视线同时都聚焦于80后成长的一代。可以说不仅仅是这两位作家，其实两国很多其他的“少女作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这样一种都市的生存状态，比如安妮宝贝中反复渲染的没有实质内核的小资情调，尤迪特·赫尔曼在《夏屋，以后》中经常表达的“转身过去，背后空无一人”的感觉其实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她们都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书写了这一代人共同的真实的心理感受，因而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国兴起的“少女作家”热潮和在德国异军突起的“红色娘子军团”其实都是时代的产物，她们的创作主题、思想和著作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地去略论和理解，理解她们，其实也有助于我们来理解自己所生处的生存状态与面临的种种困境。 注释： [1]、张清芳：《德国当代小说新趋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3页。 [2]、李康康：《从花粉屋到金山别墅》，载《中共浙江省党校学报，2017年第2期，第123页。 [3]、参见 梓夫：《失落的悲哀 沟通的艰难--评策·燕妮的》，载《当代外国文学》 2001年第04期，第150-153页。 [4]、梓夫：《失落的悲哀 沟通的艰难--评策·燕妮的》，载《当代外国文学》 2001年第04期，第154页。 [5]、孔令环：《论张悦然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载《小说评论》 2017年第03期，第142页。 [6]、李康康：《从花粉屋到金山别墅》，载《中共浙江省党校学报，2017年第2期，第123页。 [7]、参见孔令环：《论张悦然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载《小说评论》 2017年第03期，第143页。 参考文献： 1、“Das Blütenstaubzimmer“ Zoey Jenny Frankfurt am Main 1997年。 2、策·燕妮：“花粉屋”，李建鸣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3、策·燕妮：“海螺之声”，裴胜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4、张悦然：“誓鸟”，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 5、张悦然：“葵花走失在1890”，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 6、李康康：《从花粉屋到金山别墅》，载《中共浙江省党校学报，2017年第2期，第123页 7、孔令环：《论张悦然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载《小说评论》 2017年第03期，第143-145页。 8、梓夫：《失落的悲哀 沟通的艰难--评策·燕妮的》，载《当代外国文学》 2001年第04期，第15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