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在德国。本文将对功能主义的基本理论作阐述，同时就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作用作评述。最后将对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作整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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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功能主义；目的论；作用
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从公元前古罗马帝国的翻译学家们对“词对词”翻译与“意对意”翻译展开辩论至今，在这一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别是近代，新的翻译理论不断涌现， 其中很有作用的一种理论就是德国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是指专注于文本和翻译的一种或者多种功能的一种理论流派（‘Functionalist’ means focusing on the function or functions of texts and translations.—Nord， 2001：1）。谈到功能派，就不得不提及赖斯、维米尔、曼塔利和诺德。下面将就这几位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杰出贡献者的基本翻译思想做简要回顾。
一、功能主义理论回顾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先导人物是赖斯，她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贾文波，2004：40）。赖斯提出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指出翻译批评的依据应是原文和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赖斯试图创立一种基于源语语篇和目的语语篇功能关系的翻译批评模式。她指出“理想的目标文本应该从概念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源文本对等”（谭载喜，2004：258）。同时，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她将文本分为信息型、表情型和操作型三类，把语篇体裁按语言特征分类（如划分工具书、讲演稿、讽刺著作或广告所依照的标准）。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文本，赖斯还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措施。她认为“不同类型的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措施”（转引自芒迪，2017：107）。同时赖斯还罗列了一系列的言内标准和言外标准，用以评价译文的充分性。
随后，赖斯的学生维米尔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正式提出了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这是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主体理论，也是该理论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该理论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原则。目的论关注的是“译作的目的”（芒迪，2017：112），因为这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措施和策略以及翻译技巧。功能目的论包含三大规则：目的性规则、连贯性规则和忠实性规则。“目的论”的翻译即意味着“目标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Nord，2001：12）。
继维米尔提出“目的论”之后，贾斯塔·霍尔兹·曼塔利比弗米尔更进一步拓展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适用的领域。她以行为理论作为基础，提出了“翻译行为”（ translation action）这一概念。曼塔利视翻译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行为，而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她特别重视对行为参与者（发起人、委托人、译者、译文使用者、信息接受者等）和环境条件（时间、地点、媒介）的略论。她关注译者在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给予译者威信，使其以跨文化交流专家和客户可靠的合作伙伴身份出现。
二、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作用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翻译探讨的全面转向：即由原先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以及侧重形式的译论转向更加注重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的译论。这一转向得益于交际理论、行为理论、话语语言学、语篇学以及文学探讨中趋向于接受理论的一系列探讨性活动，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更大的理论包容性。这使“翻译探讨逐渐摆脱了对于翻译转换的静态语言学分类”（芒迪，2017：104），开始了多元化的翻译批评标准。
对世界翻译理论界来说，德国功能学派以巨大的勇气摆脱直译意译和对等理论的束缚，将翻译定义从翻译即文本从原语一一对应地转换为目的语的观点中解放出来，扩展成为翻译行为，包括跨文化的一切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转换，把翻译探讨纳入跨文化交际探讨中。功能派翻译理论打破了两千年来的直译意译之争，提出只要译者采用的翻译措施符合交际目标，就可以自由选择翻译措施。因此，译者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甚至与原作者、编辑、客户同等重要。同时，功能翻译理论也有其固有的局限。翻译活动的正常情况应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是信息资源的传递与共享，是国际间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是不同民族间人们交往的手段。但如果原作者的个人意志可以被随意歪曲甚至剥夺，原文信息可以任意篡改，允许译者的个人意志无限度地放纵或张扬，其结果必然会作用，甚至破坏文化交流。另外，翻译目的论者主张从宏观上界定翻译，但译者不一定能准确把握译文目的，要么用归化法译为目的语文化；要么用异化法让读者熟悉原语文化，从而忽视了文本的功能问题。
关于中国译论，严格说来，中国译论始于严复的“信、达、雅”三准则，绝大多数译者以此准则为准绳从事翻译，如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神似”说及钱钟书的“化境”等，但只是整体性的印象感悟，抽象的翻译标准，德语论文，仅限于翻译文学著作，并非一套系统的包括一切翻译的译论体系。时至今日，中国译论探讨已不限于文学著作的翻译，科技翻译、口译、翻译批评等的探讨都蓬勃发展起来。但总的来看，中国译学界尚无人从文本的交际功能方面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多元化翻译标准的引进，导致中国译学标准呈现出从追求文字对等到追求风格对等，再到追求相同的交际功能这样一种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功能派理论无疑是具有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的。功能派重视翻译发起人、委托人、译文读者等关于翻译的作用和制约影响，翻译探讨范围的扩大，开阔了人们的探讨视野，深化了人们关于翻译本体论的认识。诺德的忠诚准则打破了中国传统上忠实于原文文本的局限，赋予了译者强烈的使命和责任感，更多地考虑译文的接受者和原作者的利益。对译者培训和英语教学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诺德提出翻译培训应先口译、后笔译，让学生深知文本外的因素对翻译的作用。功能主义理论的培训模式业已为二战后世界各国所接受，它打破了以前翻译的狭隘局面，而且易于操作，便于评判学生的翻译作业中的失误。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我国的翻译理论探讨具有重要的启示。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探讨、外国译论的借鉴性探讨、翻译实践新问题的探究性探讨、相关学科的吸融性探讨以及措施论的多层次探讨等几个重要领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理论。在构建中国特色的译论过程中，我们要从翻译实践和有作用的译家那里归纳出译论见解，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外国译论的借鉴性探讨中，要结合实践创新，丰富发展中国译论；而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探讨中，以现代观念去整理中国的译论遗产，探究中国译论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同时，以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去整合西方片面精确的译论，使之在更高文化层次上得以综合。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也唤醒了中国译界的学科意识、创新意识和流派意识。加强翻译学科建设，加快翻译理论发展，培养创新翻译人才，逐渐形成我国的翻译流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已经明确形成翻译学科体系，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西方国家翻译理论建设的差距还很大。为此，我国的译学建设任重而道远。
三、总结
从二十世纪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可以看出：“20世纪的德意志民族对翻译探讨情有独钟”（谭载喜，2004：261）。德国功能学派以“目的论”为代表的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翻译探讨的全面转向，丰富了传统翻译探讨的内容，成为国外译论多元探讨中的一支。它对世界译论界产生了深刻的作用，尤其关于我国译论界构建中国特色的译论具有深刻的意义和启迪。因此可以说，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在推动世界翻译理论向纵深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他们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十分显著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理论都是十全十美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也不例外，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但总体上，功能翻译理论显示出了“善于进取和创新的风貌”（谭载喜，2004：261），德语毕业论文，对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们进行翻译探讨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Snell-Hornby， Mary. 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贾文波：《运用翻译功能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企业，2004。
[5]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轮-理论与实践》，李德凤，李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6]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究》。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
[7]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位方芳：《借鉴与挪用：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年第30卷第2期，63-67。
作者简介：陈萍（1983—），女，重庆巫山人，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助教，翻译，主要从事英语系课教学及翻译探讨。
田琳（1984—），女，山东菏泽人，四川文理学院外语系助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