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恢复学校正常秩序的同时，盟国还努力借助宣传工具作用和教育德国人民。希特勒统治时期，媒体完全沦为了纳粹思想控制的工具。因此，考虑到“第三帝国的任何官方言论或出版物都带有法西斯主义的毒素”［4］（P114），占领的最初阶段，德国所有的报刊、电台、影院、出版社等被一律封停。稍后，成立了盟国控制下的临时服务机构。一段时间之后，才允许德国人重新涉足宣传，不过必须申请开业执照，由盟国负责审查资格。通过上述“三步走”的方式，德国的宣传领域得到了整肃和刷新。 这一时期，报纸成为了盟国“再教育”最为倚重的宣传工具。一方面，盟国鼓励德国人自己办报，允许其客观评论、甚至是合理批评盟国的政策。另一方面，盟国则利用自己主办的报纸，尝试提供一种并非基于“德国视角”的客观报道。这一时期，最具作用的盟国报纸，一为美国人主办的《新报》，二为英国人主办的《世界报》。《新报》侧重于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关于美国的背景知识介绍。《世界报》则从英国人的观念和角度出发进行新闻报道。这两份报纸受到了德国人的普遍欢迎，不仅有助于其了解更为“客观”、“真实”的新闻时事，更有助于消除因之前长期的对外隔绝而造成的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误解。这一时期，经过严格审查的各类报纸关于西方民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介绍和灌输，对德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这一阶段盟国“再教育”的另一项努力，突出体现为各个占领区举办的多种形式的文化学习、交流活动。1946年，受之前部分军政府官员免费提供报纸供德国人阅读颇受欢迎的做法启发，英国军政府开始着手创办新闻中心。这种新闻中心，除设有图书馆、阅览室外，更附设各种用于演讲、放映、展览的大厅。新闻中心不仅提供各类报刊、书籍任德国人随意取阅，更成为各类国际会议和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种新闻中心在英占区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共同名称――“桥”（Bridge）。至1947年5月，英占区的“桥”数目已达到62个。开设新闻中心的做法亦为美、法所仿效。在美占区，这类新闻中心被称为“面向西方的窗口”。法占区的新闻中心更为偏重艺术、文化方面的主题，因此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尤具吸引力。 盟国再教育的第二阶段，始自1947年6月盟国管制委员会颁布第54号法令，迄至1949年9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盟国再教育的主要任务包括：教育领域内，深入开展民主改革；宣传领域内，继续实行严格监督，延续执照申领制度；文化交流活动方面，进一步扩大规模，拓展范围。 1947年6月25日，盟国管制委员会颁布了第54号法令――《德国教育民主化的基本准则》。该项法令针对德国教育体制，提出了10项具体的改革要求，主要包括：人人都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实行6至15岁全日制义务教育；通过学习现代外语增进对别国人民的了解；用适当的课程、教科书和学校组织来保证民主的教育；组织教学磋商会；让公众参与教育事业的改革、组织和管理等。 同占领时期出台的许多法令类似，该项法令虽是以盟国的名义共同的，但它实际上主要是由美国人提议并拟订的，因此三个占领区实际的执行情况各有不同。美国人关于改革德国的教育制度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占领当局最初接到的相关指示曾要求，“不要试图实行新型学校，…除非有关德国当局开始这样做”，也“不要把新的教育理论或哲学强加于德国的教育制度。”［7］（P275）但是，1948年，美国教育协会主席乔治・F・佐克率团访问美占区之后，美占区的教育政策开始全面朝着“打破贯穿于德国教育制度的等级制”转向。此后，把美国的教育制度复制到德国成为美占区教育改革所致力的主要目标。与美国人不同，英国人更为看重“内在的”教育改革。在英国人看来，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比学校的结构问题更重要。法国人的兴趣则主要集中于课程设置与教学考核方面。在法占区，中学的拉丁语课程有所减少，而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比重相应有所增加。另外，法占区还引入了近似法国考试制度的“中央高考制”。 这一时期盟国在宣传方面的监管仍未放松，但对德国人执业资格的审批权逐步被重新归还给德国各州政府。1948年9月，旨在取消盟国审查制度的《新闻法》出台，1949年，伴随该法的正式实施，盟国对德国新闻的控制宣告结束。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盟国宣传的基调相比较前一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1947年以后，由于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日趋恶化，“冷战”开始成为西占区宣传的一大主题。1947年下半年，英美占领区内的共产党人所办报纸开始频遭打压。冷战格局下，宣传日益演变成为东西方之间斗争的一块重要领地。而在这一变化的过程当中，“再教育”一词不再被频频提起。 三、“再教育”运动的作用 “再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对后来联邦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它在思想上很好地对西占区德国人进行了民主的文化启蒙，也为后来联邦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 首先，“再教育”促进了战后西德教育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在战后初期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盟国在教育领域仍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排除重重障碍，使各大、中、小学尽快复课；建立了一批师范学院迅速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年轻教师；编写、印发了大量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书籍、教材等。另外，在初期的物质重建之后，盟国更尝试对德国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改革。尽管当时盟国改革德国教育体制的某些做法遭到了一定质疑，但其所秉持的学校教育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基本理念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德国人认同和接受。 其次，“再教育”推动了西方式民主自由的宣传媒体在战后西德的建立。占领时期，盟国对西德的宣传媒体，控制可谓严密。但这种严密，仅以坚决禁止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宣传为限，并不要求西德的媒体完全保持与盟国的言论一致。事实上，针对盟国的批评文章时常见诸于西德报端，盟国对此所持的宽容态度，是对其所提倡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条的自觉践行与遵守。盟国对西德媒体批评性意见的宽容与鼓励，有助于独立、公正的舆论意识在西德媒界的养成与树立。英占区军管人员迈克尔・鲍尔弗观察到、“自由的讨论和新闻的自由流动”［3］（P146），这便是盟国给西德媒体带来的可贵变化。美占区地方军事长官罗伯特・沃尔夫也曾明确提出：“我们的新闻政策就是要使西德的媒体发展成为如同其他地区、包括美国在内的那种有责任感的和自由的媒体。”［9］（P202）客观地讲，盟国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所以，战后不少评论家认为，盟国占领时期，“关于形成迄今为止的新闻的长期模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0］（P43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