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战结束后，西方盟国对西占区德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再教育”运动，试图用西方民主价值观对德意志民族进行思想改造和政治教育。这场由英国首先提出，美、英、法共同推动的“再教育”，对后来联邦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它在思想上很好地对西占区德国人进行了民主的文化启蒙，也为后来联邦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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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德国；“再教育”；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5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7)02-0120-05
二战后，西方盟国以永久地消除德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为出发点，对西占区德国进行了一场强制性的民主化改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非纳粹化”和“再教育”。前者注重在政治经济上铲除纳粹主义的作用，后者立足于在思想观念上树立西方的民主准则。相比“非纳粹化”，“再教育”更具有建设性意义，它要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去作用、改变德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为把德国改造成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1］。“再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对后来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和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文化启蒙的重要意义。 一、“再教育”政策的提出
“再教育”的概念及政策最早由英国提出。战争期间，英国人对德国人的看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二战爆发之初，在英国普遍流行一种思想观点，即“当前这场战争中，英国不是在与德国人民，而是在与希特勒，与他的邪恶精神以及纳粹制度作战”［2］（P59）。抱持此种观点，彼时，英国人普遍寄希望于德国人能够自己起而反抗，自发地推翻纳粹统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德语论文范文，当这场战争愈发显露出毫无结束的迹象，尤其是当纳粹对波兰施加的大规模暴行被披露之后，先前区分纳粹分子与德国人民的那条清晰的界限开始在英国人的脑海中逐渐变得模糊。1940年2月以后，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转而趋向“重新界定”德意志民族。
1941年，罗伯特・范西塔特勋爵首次提出了“再教育”一词。在其的《黑色的记录：德国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范西塔特首倡战后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3］（P140）。范西塔特指出，所谓英国“不是在与德国人民，而是在与希特勒作战”的想法不过是先前英国人的一种幻想。事实上，在过去三代人的时间里，德国人一直在谋求统治世界。因此，当前的这场战争，英国是在与德国的军队作战，而这支军队正是由普通的德国人组成的。故而，所有的德国人都应当对希特勒及纳粹发动的这场战争负责。就未来的和平而言，通过“再教育”，使德国人在“精神上发生根本的变化”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其他的措施“仅仅从行政和技术方面考虑都不可能是永久的”［4］（P62）。
范西塔特的文章一经，立即引发了英国学界关于战后如何处置德国人问题的热烈研讨。1942年，著名学者E・H・卡尔出版《和平的条件》一书，强烈反对对战败的德国实行惩罚、肢解、永久强制等敌对性质的“非理性”方法。卡尔将未来欧洲以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德国的青年一代。他预言：战败的德国，将呈现一派精神、道德崩溃与全面混乱的局面。基于此，应致力于向德国的青年一代展现新的欧洲重建图景，通过鼓励青年一代的德国人“在重建德国和欧洲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影响”［4］（P45），促使其彻底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桎梏。
与E・H・卡尔的温和论调相比较，T・H・马歇尔的观点显得激进许多。马歇尔针对德国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德国”。由此出发，马歇尔强调，“再教育”不应孤立地进行，而应成为整个社会和政治重建的一部分。不过，尽管如此，马歇尔并不认为重建德国的职责应由英国来承担。相反，他认为，某种外力施加的“再教育”不可能成功。德国人自己应承担起对其自身进行再教育的任务［6］（P64）。
马歇尔有关“外来力量不可能在德国成功推行再教育”的论断是当时不少英国人，甚至包括英国官方的普遍共识。但是，反对的一方有力地指出，鉴于一战后德国的冥顽不化以及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命运，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德国的民主传统以及基于此传统的德国人自我教育的可能性。双方争论的结果是，后者逐渐占据了上风。
1944年初，英国外交部起草了对于“再教育”问题的第一份正式指导纲领，明确表达了决意承担此项责任的意愿，在英国战争与国内事务内阁委员会获得一致通过。7月3日，酝酿已久的“再教育”草案正式出炉。该草案提出：占领时期，英国对德“再教育”的首要目标为清除纳粹主义、军国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价值观；长期目标则为“在德国的教育中，培植大众的民主兴趣，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及宗教自由”［7］（P69）。
在酝酿、起草“再教育”草案的同时，英国开始就此问题寻求盟国的支持。美苏对此均无异议。因此，1945年8月，作为占领时期盟国对德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再教育”被明确地写入了《波茨坦协定》政治准则的部分，即“对德国的教育必须实行监督，以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的理论，并使民主思想的顺利发展成为可能”［5］（P509）。
二、“再教育”政策的实施
1945年5月8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会员罗伯特・伯利在泰晤士报题为《再教育德国》的文章指出，对德国的再教育是盟国的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伯利认为，“再教育”应致力于实现三个方面的目标：其一，应教育德国人接受政治责任；其二，应通过教育，使德国人重返其自由主义的传统；其三，应教育德国人学会尊重其他民族，尤其是斯拉夫民族、捷克人以及波兰人［9］（P83）。
既然盟国的“再教育”针对的是全体德国人，“再教育”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诚如�E・H・卡尔所言，青年一代对德国的未来发展极其重要，但长成于纳粹时代之前或之中的成年一代，无疑更需接受再教育和重新塑造。因此，“再教育”必须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之外，寻求或借助其他的方式和手段，以达到作用以至教育的目的。为此，除了在教育体制内推行民主改革，盟国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方法，诸如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访问，建立图书馆和新闻中心，控制出版业和新闻媒体的宣传以及电影的发行放映等。所有这些努力均旨在树立和培植民主的观念及信仰。
自占领之初至1949年9月联邦德国成立，西占区的再教育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自占领之初，迄至1947年6月盟国管制委员会第54号指令出台。在这一阶段，盟国亟待解决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安排各级学校尽快重新复课。然而，战后初期的恶劣条件，使得复课工作困难重重。
首先，战争造成校舍损毁严重。在经历战火后有幸得以保存下来的400所学校中，真正可用者仅剩下60所。除校舍外，其他最基本的教学设施，譬如课桌椅、教学仪器、教学用具、书籍、文具，甚至纸张等也极为短缺。其次，师资的严重匮乏也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希特勒统治时期，教育领域曾深受荼毒。因此，盟国一致认为，要想使民主思想的顺利发展在德国成为可能，必须对其学校原有的教学以及管理队伍进行严格的清洗，并由“能够引导德国的教育循着民主路线前进”［6］（P90）的合格人选填补空缺。因此，占领伊始，以“非纳粹化”的名义，盟国对各个占领区的师资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身份甄别”及清洗。在英占区，多达11567名教师遭到了逮捕与解雇；法占区的比例高达75%；而美占区亦达到了2/3。大规模的清洗直接造成了师资的极度匮乏。留任下来的教师，不是旧时代的遗老，就是经验尚浅的年轻教辅人员。师资匮乏的直接后果便是师生比例的严重失调，在巴伐利亚，一名教师教65名学生；而在石荷州，一名教师平均需教78名学生［7］（P268）。此外，缺乏合适的教材也是一个甚为棘手的问题。纳粹时期的教科书已绝不能再沿用，而魏玛时期的教科书亦大量充斥着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和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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