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9世纪是在建设图书馆，那么20世纪就是在摧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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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3年5月10日的晚上，整个文明世界都震惊了，位于柏林大学与菩提树下大街上的国家大剧院之间宽阔的弗朗茨·约瑟夫广场上，所有对纳粹政策持有异议的作者的书籍，包括海伦·凯勒的书，都被烧毁了。
整个下午，纳粹搜查队闯入公共和私人图书馆，凡是“智慧超群”的戈培尔认为将对纳粹德国不利的图书，统统都被扔到了大街上。
这是深受震惊的美联社驻柏林记者路易斯·洛克纳从一个焚书现场发出的报道，这是1933年春季纳粹安排的大规模焚书运动中的一个。洛克纳把这些火看成是纳粹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以及未来新德意志帝国的文化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个人意志的公共表述。戈培尔从未亲自下令焚烧这些书籍，搜集和焚烧书籍是亲纳粹的学生组织“德意志学生”所为。这些学生们首先清洗了他们自己的以及学校的图书馆，然后转向书店和租借图书馆。最后遭殃的是租借书籍--那种长期以来为职业图书馆员们所厌恶的图书，一般在烟草店和报纸摊上可以看到，它们通常是一些通俗小说、爱情、侦探故事之类的。图书馆员和纳粹同情者沃尔夫冈·赫尔曼谴责它们是“妓院文学”。焚书者们仰仗赫尔曼的智慧--他主动给了他们一份作者名单，以便找出可以用作燃料的书籍。或许海因里希·海涅的书也在名单上，他的《阿尔曼索》为这个充满惊恐的世界提供了一条对于焚书的名言。狂热的学生们和冲锋队员们拿走了很多书，海涅的以及其他人的，不管它们是不是在名单上。
1933年的春季只是一个开始，第一所大学的书籍在这个时候遭到了焚烧，整个纳粹统治期间，一共有30所大学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接下来的12年时间里，上亿的书籍（据统计），连带着六百万人口被投入到大屠杀的火焰之中。
列奥尼达斯·希尔的探讨曾经表明：1933年，纳粹对文化的践踏在希特勒篡权之前就开始了。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就曾经对民族主义的爆发提出了预警，他的《西线无战事》早在1929年就在图林根州的学校遭到禁止。狂热的纳粹信徒们把教授们从他们的岗位上驱逐出去，肆意涂鸦，德语论文范文，从博物馆中拿走“堕落腐化的艺术品”，迫使包豪斯建筑学院关闭。1930年，托马斯·曼和他女儿的演讲被中断，德语专业论文，随后他们跟阿诺德·茨威格、利翁·福伊希特万格以及其他人一起遭到了纳粹匪徒的电话骚扰和追踪。
1932年8月，纳粹报纸《民族观察家》上刊登了一份作者名录，表示这些人的作品在纳粹掌权之后将被列入禁书。1933年4月，阿尔佛雷德·罗森堡，纳粹党派理论家以及戈培尔在文化事务上的竞争对手，了一份只有12位作者的花名册。但是，希尔认为审查制度就此衍生了出来，到新德意志帝国建立的第一年底，21个办公室分别查禁了1000多本书；一年之后，40家机构联合起来查禁了大约4100种出版物。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戈培尔和罗森堡竞相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查禁各种图书，同时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重塑德国的文学。罗森堡所有的权力只限于党内，戈培尔则掌控着整个德意志文化部，一旦罗森堡投下诅咒，戈培尔就发布命令，他们互不相让的热情鼓动起一股洪流，其中交织着一份混淆不清的名单与对文化工作的批判。尽管德意志帝国的权力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坚如磐石，但是审查工作却在国家警察部门、党徒以及狂热群众的参与和干预之下处于分散状态。整个德国的教师、学生、书商和图书馆员们目睹了纳粹将遭到查禁的书籍从学校图书馆中清除干净，都保持了沉默，图书馆员们之后还用符合纳粹文化标准的书籍来替代那些被抄走的图书。
二
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末及之后，纳粹审查制度正处于高峰时期，德意志帝国的禁书名单也是秘而不宣的。书商、教师和公民个人都要自己琢磨出一套标准，从而避免自己遭到戈培尔在鼓舞民族精神的名义之下所做出的惩罚。因此，图书并不都是由暴徒烧毁的，因为害怕遭到抄家，普通的德国民众在荷枪实弹的家伙们上门之前，就开始焚烧他们自己的书籍。“那些试图烧毁自家图书的人们，”希尔写道，“发现这件事做起来并非又快又容易……厚厚的纸张必须分开来，这样空气和火焰才能把它们一张一张地烧毁……要不然，火苗只能熏黑书的边缘……用火炉和壁炉来烧毁大量的书籍则乏味而耗时。”
纳粹不仅焚烧了图书馆，也以他们自己独有的方式建设着它们。那么多的图书被毁，那么多的德国文学遭遇审查，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亟待填补的空洞--那个地方，至少得用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纳粹文学来充实。某种程度上来说，纳粹将那些消失的图书转化成了资金：当德意志帝国正在变成战争机器的时候，那些被查没的犹太书商的店铺成为军事建设的资金来源，而收缴的图书和手稿，与盗走的艺术珍品一起充实了政府的金库和个人的腰包。有时候，纳粹努力扮装成收藏家和知识分子的角色来囤积艺术品和书籍。
在这些企图中，阿尔佛雷德·罗森堡是最热情的。他那独特的文化敢死队，“特遣突击队”（ERR）在新占领的东部地区搜刮横行，他们摧毁了大型的图书馆，也把很多图书馆全部偷光了。希尔写道：“1940年7月，希特勒责令特遣队……为战后纳粹大学‘高等学府’的图书馆收缴图书……在东部，由20到25个穿着特殊制服的人员组成的小分队随军出行，在那里，ERR调查了375个档案馆、402个博物馆、531所机构，以及957座图书馆。”这些行动使得罗森堡位于柏林的东方图书馆一下子拥有了100万册被盗的图书。
收缴上来的犹太人物品扩充了法兰克福城市图书馆的犹太文物收藏，达55万件之多，图书馆由罗森堡主管的犹太问题探讨院管辖。“在波兰，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希尔写道，“纳粹掠夺了一百多家图书馆……估计罗兹市一处被盗走的犹太文物和希伯来语资料就有60万册之多，整个波兰则达到100万册。”德国人“有组织地焚毁了”库拉辛斯基图书馆，波兰籍的图书馆员们曾经把国家图书馆和华沙大学的珍稀图书藏在那儿的地下室里。“ERR的约翰内斯·波尔是希伯来文学专家，曾经在耶路撒冷学习过，在维尔纳，他下令把10万册从几个城镇和300个犹太教堂中收缴来的图书汇集在一起，从中挑选出2万册最有价值的，然后将剩余的8万册图书作为原材料卖给纸张加工厂”。受到追缴的不仅是犹太书籍，有关天主教的、共济会的书籍以及斯拉夫语的图书都未能幸免。“在乌克兰，150位专家为ERR工作，帮助他们盗走或者毁掉了5100万册图书，”希尔写道，“……在白俄罗斯，超过200家图书馆遭到了掠夺，国家图书馆失去了百分之八十三的藏书，尽管60万册图书后来被归还了，但是仍有100万册至今仍然杳无踪影。” 三
德国图书馆员们凭借与纳粹达成的浮士德式的交易而令这份职业侥幸生存，图书馆在其他地方却真正地繁荣起来，即使是在纳粹暴行最猖獗的地区。戴维·沙维特在《印刷文字的渴望》一书中写道，图书馆是犹太人隔离区和屠杀集中营部分幸存的事物之一。德意志帝国在布拉格附近建立的臭名昭著的“犹太人示范区”--特莱西恩施塔特，有一座藏有10万册书籍的欣欣向荣的图书馆。即使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31区也有一座图书馆--可怜的8册图书锁在长老的房间里。在维尔纳犹太人隔离区，面对着极度萧条的境况以及可能被遣送至死亡集中营的恐惧，犹太人建起了一座图书馆。1942年10月--维尔纳的犹太人隔离区图书馆成立的第一年，图书馆员赫尔曼·克鲁克写了一份报告，这份超乎寻常的文件现在保存在纽约的意第绪语科学院，扎克利·贝克把它翻译成了英文。它既是一份严密的图书馆科学作品，也是交织着希望和绝望的呐喊和倾诉。
1939年，犹太人被驱逐到隔离区之前，维尔纳犹太人社区最大的图书馆--迈非斯特·哈斯卡拉图书馆拥有令人羡慕的45000部图书。克鲁克写道，“1941年9月的第一天，这个图书馆一下子就失去了百分之二十的藏书”，以及4万张编目卡片，都被德国占领军收缴了，他们运走了1500册法语、英语和德语图书，另外4000册“不见踪影”。毫无疑问，很多书是在邪恶的德军采取行动之前与读者们一同消失的。同一时期，图书馆的员工们消散殆尽。1941年9月，德军抓走并处决了馆长费乌士·克拉斯尼--他是隔离区建成之前，在珀纳瑞被枪杀的19000名犹太人之一。1941年10月和12月之间，另外33500名犹太人被德军从隔离区带走之后谋杀了。在维尔纳，仅有20000人侥幸活了下来。就在这样一个地狱般的黑暗时刻，克鲁克聚拢了一些员工重新“占据”了这座图书馆，重新编目，尽其所能地为读者们服务。有一段时间，他们给图书馆增加了大量的图书，1942年12月，隔离区举办了一场庆功会庆祝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自从克鲁克重新开办图书馆以来，有10万册图书得以传阅。但是克鲁克对图书馆收藏的增加却抱着复杂的心情，他的日记记录了“特遣突击队”把从犹太教堂和私人家中查收来的废弃图书送到他那里，以便将犹太图书都聚集在犹太人隔离区。
据阿布拉莫维茨回忆，克鲁克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一个庭院，就是在那个庭院里，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们排成一排，被枪决了。一阵寒风穿过隔壁的大房间发出呼啸声，克鲁克却把那里变成了一个崭新的阅览室和博物馆。
不管这些书的情况怎么样，隔离区的居民们仍然对它们充满着渴求。在标题为“书之奇迹”的报告总结部分，克鲁克努力地描绘了他的读者们的“心理归属”。“图书，”他问道，“现在还有谁能用到它们呢？”他写道，早些时候，这座城市“湮没在犹太人的鲜血之中”，那时候，阅读不仅是一种无法负担的奢侈，也是“周围环境所不能允许的”。然而，也是很早以前，隔离区的居民们发现，没有书籍的“麻醉”影响，他们几乎活不下去。即使在遣送“行动”进行的过程中，图书仍然在传播和流通--尽管，如克鲁克所写：每次行动……都留下了它的作用，有些书与“借书的读者们一起离开了。隔离区的人口越来越少，图书馆的图书也越来越少”。
1943年9月，犹太人隔离区遭遇最终清洗的前几周，克鲁克被遣送到爱沙尼亚，一年以后，在克鲁加集中营，他被烧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