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中国式“感伤”与德国式“忧郁”[德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德语论文 责任编辑:茜茜公主更新时间:2017-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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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创作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在审美特性和人物塑造方面具有很多相似性。郁达夫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欣赏与借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即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主体意识: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汲取异国文化作用,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在一个世界文学时代,郁达夫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这种富有成效的接受,已构成了跨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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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郁达夫;德国;浪漫主义;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7)02-0090-06
  郁达夫自1921年创作了小说《沉沦》,就以惊世骇俗的姿态成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自我分裂的人物形象和人物病态的心理方式,以赤裸裸的自我暴露,以带有西方唯美颓废色彩的情调,揭示理想主义破灭时代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伤痕。郁达夫这种审美风格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也与他对外国文学的创造性的吸收密切相关。但在汲取异域滋养时,郁达夫始终保持着鲜明的主观能动性,他主张“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即是这种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如他的浪漫主义虽然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但并不是全盘摹仿、照搬现代主义,而是在全面了解、清楚理解的基础上有所取舍;如他虽然比较喜欢读日本小说(主要是自然主义小说、私小说),但也认为日本的短篇小说“局面太小,模仿太过,不能独出新机杼,而为我们所取法”。①郁达夫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也典型地体现了他对外国文化的这种创造性借鉴的特点。
  一、非理性主义的德国哲学渊源
  郁达夫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时代感伤的典型代表。他以真诚的感伤,甚至颓废,对压抑个性的封建礼教进行了弱者最有力、最犀利的挑战和反抗。由于自身的自卑、怯懦、敏感,加上他在日本的时候,德语论文题目,日本思想已是“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各种现代主义哲学思想蔚然流行,在这种氛围的作用下,他也“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他的个性主义,因此就带有较明显的“世纪末”色彩。
  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十九世纪末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的产物。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导致人的异化,使“他人就是地狱”,人性也被扭曲。旧的上帝已无法给人安慰,而新的偶像尚未找到,人日益陷人孤独与绝望,精神成为荒原。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的产生,就是对这种普遍的精神危机现象的反映。这些哲学思想,虽然已没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种生气勃勃的个人主义精神,但仍保持了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只不过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变了,由上升时期的无畏攫取转变为世纪末的绝望抗争。但两种抗争的目的还是一致的,即都是要追求个人的自由、独立,反抗权威、压迫。
  郁达夫的带有现代色彩的个性主义,若从哲学渊源上来看,与尼采和施蒂纳有很大关系。
  尼采是现代主义哲学的鼻祖之一,“五四”前后在中国被广泛介绍。他所鼓吹的“打碎一切偶像”,重新估价一切,张扬个人意志,与“五四”时期的反封建专制、张扬个性自由的主潮是一致的。郁达夫称尼采是他“平时爱读的作家”之一。①他翻译了尼采给女友的七封信,结题为《超人的一面》出版。他称赞尼采的《查拉图斯脱拉》:“这虽是疯狂哲学家的一部象呓语似的杰作,然而神妙飘逸,有类于我国的楚辞,真是一卷绝好的散文诗。”尼采的孤高傲世、超然独立的超人神采吸引着郁达夫,成为他及其著作主人公以个人独立的姿态与社会对立的精神力量。《沉沦》中的“我”,每当在人世中感到孤独、郁闷时,就爱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了Zarathustra,把Zarathustra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尼采的思想激励着郁达夫,感奋着郁达夫,尼采本人也成为郁达夫心目中的英雄,以至于他一直想以尼采为主人公创作一部小说。1932年10月7日,他在由上海到杭州途中所记的日记中说:“此番带来的书,以对于德国哲学家Nietzsche者较多,因这一位薄命天才的身世真有点可敬佩的地方,故而想仔细探讨他一番,以他来做主人公而写一篇小说。’’。半年后他又慨叹:“薄命的尼采,在中国虽也传噪过一时,但三十年来,他的著作,却还不见有一部完全的翻译。家乡独处,每有将这疯狂哲人的身世来编一篇小说的雄心,但岁月因循,一转瞬间,时代已经变成了不要超人,不要哲学的世纪了。”郁达夫由尼采的被冷落,慨叹社会已不允许有个性自由、精神独立的存在了,实际上是在对造成自己贫困潦倒、悲观绝望的时代进行无可奈何的讥讽。尽管他最终也没有以尼采为主人公做出一篇小说,但他对尼采的热情是一生保持着的。
  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代言人,施蒂纳鼓吹的“利己主义”、“唯我思想”,对“五四”时期渴望呐喊出个体高昂的精神独立、摧毁一切封建权威的狂飙叛逆精神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一种荡涤灵魂、振聋发聩的冲击力,其作用不亚于尼采的“上帝死了”的绝望而亢奋的惊呼。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是一种理想化的个人主义,他宣称:“我是我的权利的所有者和创造者……除了我自己以外我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权利的来源――不论是上帝、国家、自然、人、神权、人权等等”,“我既不关心神,也不关心人,我不关心善、正义、自由等。我关心的只是什么是我,它不是一般的东西,而是唯一者,就好象我是唯一者一样。对我来说,除我自己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郁达夫对此钦佩不已,1923年专门写了《自我狂者须的儿纳》(“须的儿纳”即施蒂纳)一文,介绍并阐发施蒂纳的个人主义理想,称赞他:“不承认人道,不承认神性,不承认国家社会,不承认道德法学。他所最反对的是一种偶像,不管它是理想呢还是什么,总之自我总要生存在自我的中间,不能屈服在任何物事的前头……他的主张,约而言之,几句话就可以讲了的――便是除了自我要求以外,一切的权威都没有的,我是唯一者,我之外什么也没有。所以我只要忠于我自家好了,有我自家的所有好了,另外一切都可以不问的。”而“个性强烈的我们现代的青年,那一个没有这种自我扩张Erweiterung Des Iehs的信念?Max Stirner的哲学,实是近代彻底的‘唯我主义’的源泉,便是尼采的超人主义的师傅。”   尼采和施蒂纳尽管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他们都强调“自我”高于一切,都主张个性的尊严、环境的破坏,都尊重个人主义,反对一切有形或无形的权威。郁达夫就是因为看到了他们的这种一致性,才对他们同样表示钦佩的,这也说明了郁达夫在博鉴广收西方各种哲学、文艺思想时,始终基于自己的主观情绪需要和社会需要,是以反对封建传统文化、呼吁个性解放为大前提的,因而更多地重视他们的个人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社会现实意义。他说:“他们对现实的生活、目前的事实上,怎么也不能一概抹杀。不过他们在这一环境之中,毅然决然,用了他们个性的力量,在那里战斗。脚踏了大地,他们想征服大地。这一种表现的倾向,给人生的好处,至少有两三点可以说得出来。第一,人生内在的当为的能力,因而觉醒了。被宿命观压倒了的人类的自由意志,因而解放了。第二,因为主张自己的尊严和自由的结果,关于他人的个性的自由和尊严,也容认起来了。第三,关于人类生活的见解,因而非常流动了。”郁达夫把文学视为“纯粹表现自我”的工具,以及他在生活中我行我素,不为流俗所羁,以及在著作中描写那种永远在人世中漂流,不肯向世俗屈服的孤独的个主义英雄,都可以看出他与尼采和施蒂纳的内在精神联系。
  二、偏嗜德国“浪漫派巨子”
  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缘起,郁达夫有清醒而准确的认识。在法国古典主义文学走向没落之时,“生气勃勃的德国国民,引了不为时代所屈服的天才莎士比亚的余光,重整浪漫主义的旗鼓,对法国的这种尸骸迷恋的表现法,下了绝大的攻击”。而法国的浪漫派,则和德国的浪漫派“联接成一处,树起叛逆的旗来”。德国因此成为欧洲浪漫派的中心。他还将浪漫主义与殉情主义加以对比,认为浪漫主义是“把理知和意志完全拿来做感情的奴隶”,而殉情主义则是“理知发达,感情无奔放之势”。郁达夫将德国的蒂克、歌德、席勒、艾兴多夫(Elchendorff)都归人这类浪漫作家,这些作家的著作因情感的无节制,“每有使文学陷入空疏粗笨的危险”。郁达夫的著作,在情感的倾泻方面,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并无二致。
  郁达夫是在日本期间接触到德国文学的。日本自明治维新始,大学教育多“仿照德制”,郁达夫1914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接受的也是“德式”教育,德语为第一外语,学生的专业参考书也多是德文。郁达夫所读专业(初学文科,后改学医科),尤重德语,一周“外国语时间在二十二三个钟点以上”。学校“教外国语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大出生的文学士……总爱选一些文学上的名著做课本”,④从而激起了郁达夫对文学的兴趣。于是,在繁重的课业学习之暇,郁达夫开始阅读“西洋文学”著作,从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转到了德国名作家的著作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将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著作”。他收藏的德国图书“德文全集,则自歌德以前之情歌作者算起,至马里亚利儿该止,全部都齐”。在他于日本期间所读的上千部俄、德、英、法、日等国的小说中,他尤其崇拜十九世纪中晚期的德国短篇小说:
  后来学到了德文,与德国的短篇――或者还是说中短篇来得适当些――作家一接触,我才拜倒在他们的脚下,以为若要做短篇小说者,要做到像这些Erzahlungen(短篇小说)的样子,才能满足。德国的作家,人才很多,而每个诗人,差不多总有几篇百读不厌的Erzahlungen留给后世,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中晚,这种珠玉似的好著作,不知产生了多少。
  郁达夫由喜爱德国文学,进而翻译了不少德国文学著作,且还做过德文诗。其译作包括施托姆、林道、盖斯戴克、托马斯・曼的小说和歌德、戴美尔、伐尔克、婆塞等人的诗歌。郁达夫对德国文学还很有探讨,颇有心得:“象这样一种轻妙的自叙传,从前很少有看得见。大约德国大战之后的文学,变向清淡多趣的方面去了,这一本《大家都是俘虏》和《西部战线平静无事》都是一样的。‘Einfach und Humoristisch’(简朴与幽默),就是最近德国小说的概评,和从前小说体裁的晦涩笨重,处处带有哲学味的倾向大不同了。”他探讨德国文学的论文还有《斯笃姆》、《林道的短篇小说》、《查尔的百年诞辰》、《歌德以后的德国文学举目》、《犹太人的德国文学》等。在《闲书》、《日记九种》中,他提到的德国作家达数十人之多,有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而且涵括了不同文学流派,既有浪漫主义作家,也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作家。
  郁达夫对德国文学的喜爱也是基于自己的“偏嗜”倾向,其中他最心有戚戚的是具有“北欧气质”、以忧郁为基调的德国作家的著作,如“谈魔说怪的能手”霍夫曼;郁达夫羡慕神秘凄伧的“薄命天才”克莱斯特,称其著作表现了“德国的那一种求自由解放的精神”;①他也喜爱善写“冷酷的心”的豪夫以及以写“自叙传”著称的凯勒和以“优美的体裁”见长的海泽。郁达夫欣赏《夜的颂歌》的作者、“工愁善病的才子”诺瓦里斯的生死观,即认为人生来是为了受苦,生是死的开始,生是为了死,死是结束同时也是开始。郁达夫则认为:“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著作,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它的著作大。”他翻译盖斯戴克的《废墟的一夜》,因为他欣赏其中的怪诞和幻灭的气氛;他捧着亚米爱儿的日记爱不释手,因为他对那“不安的被困的灵魂”表示深切的同情。憧憬“森林间的孤寂,,的蒂克也让郁达夫欣羡不已,因为他认为“牢牢捉住了这‘孤单’的感觉,细细地玩味……便是绝好最美的‘创造’。……这孤独之感,依我说来,这便是艺术的酵素,或者竞可以说是艺术本身”。他称海涅是德国自歌德以后的“最大抒情诗人”,其嬉笑怒骂都是“明珠似的韵语”。郁达夫欣赏这些德国作家,称其为“浪漫派的巨子”,他们“大抵性格顽固,德语论文题目,坚忍不拔,守旧排外,不善交际”,但他们“外貌虽如冰铁一样的冷酷,内心却是柔情宛转的”。德国式的柔情感伤与郁达夫及其所属时代的感伤基调是相契合的。
  三、孤独与凄清的林道
  林道(Rudolph Lindau)是十九世纪中晚期德国职业外交家、作家。虽然他在德国“也不见得十分为同时代及后世的人所尊重”,但因其著作多取材自其外交生涯,包括在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生活经历,因此充满异国风情和异乡异客的孤独寂寥之感。其代表作有《幸福的摆和其他故事》、《土耳其小说集》和《来自中国与日本》,都属于郁达夫所谓的“珠玉似的好著作”。郁达夫曾翻译了林道的《幸福的摆》,刊在1928年《奔流》第1卷第2期和第3期上,并写有《译者附志》,称该“小说里有一种kosmopolitisch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厌世的东洋色彩”。鲁迅认为这是“极确凿的”意见。   郁达夫欣赏林道,更深层的原因是两人性格和情趣上的相投,体现在其著作中,即都呈现为一种忧郁感伤色彩。
  林道的著作,多“幽暗沉静,带一味凄惨的颜色”,且因其浸润东方文化多年,“佛家的寂灭思想,深入在他的脑里”,而这些恰是郁达夫的鉴赏趣味所偏嗜的,因此他才会感到“读起他的小说来,我们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外国的作家”。
  郁达夫的小说,也有林道的味道。他自己就曾说过,他的《过去》、《在寒风里》等小说,都“大约因平时爱读德国小说,是于无意之中,受了德国人的Erzahlungen的麻醉之后的著作”。“《迟桂花》的内容,写出来怕将与《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通,我也想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一个病肺者的性格来。”∞的确,两篇小说的人物“病肺者的性格”、命运、人物关系,尤其是主人公“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之感,明显可看出其中的相似性。但林道“用文字,简练得非凡”,“人物性格是淡写轻描而又能深刻表现”,且其“究竟是德国人,所以也终于不脱日耳曼气,要绘图立说,来发明‘幸福的摆’自视为生路,而其实又是死因。我想,东洋思想的极致,是在不来发明这种的‘摆’,并且连世界有所谓‘摆’这一种劳什子也不想到”。以“摆”为喻,富含哲理思辨,这是德国浪漫主义最本土的特征,而这种德国式的“零余者”摆脱孤独的方式,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是想不到也做不到的,而多如古代才子、名士,睹花落而流泪,见旧物而伤情,感时伤世,一肚子不合时宜,却又无可奈何,徒握紧空拳头,发几声呜咽而已。但对人生命运无常的思考,以及人生理想幻灭后的感伤,使两部著作具有了某种审美一致性。
  四、怀乡病者施托姆
  中国知识分子首先注意到的是施托姆小说“大都是浴于罗曼主义的柔光中的。它们是一个罗曼时代的表现,非常美丽的表现”。③的确,作为十九世纪德国思想和情感的忠实记录者,施托姆敏锐地感知到当时德国人普遍的精神压抑,并以个人化的方式表现出这种沉郁的时代情绪,郁达夫因此而引其为异域知音。
  在日本留学期间,郁达夫就对施托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了很多施托姆的著作:“很想出去走走,所以就拿了Storm的几本全集,打算出去找着了那位借书给我的周君,去还他的。”④郁达夫也读过不少探讨和介绍施托姆的作品,如施托姆的好友舒尔茨(Paul Schuetze)的《施笃姆传》以及威尔(F,Wehl)的《施笃姆传》,别斯(A.Biese)的《施笃姆与现实主义》等。
  1921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郭沫若、钱君胥合译的《茵梦湖》全本,郁达夫专为此译本写了一篇《(茵梦湖)的序引》,刊于《文学旬刊》第15期(1921年10月1日)。郁达夫不但在文中介绍了《茵梦湖》,还介绍了施托姆的生平与创作,并翻译了施托姆的名诗《城》。此外他还翻译了施托姆的小说《马尔戴和她的钟》,并写有论文《施笃姆》。
  郁达夫和施托姆都是以诗歌创作开始文学生涯的。郁达夫早年写过大量优秀的旧体诗,其诗才为世人所公认。施托姆的诗,“虽只有40来首,但是他的抒情诗才,已是不可淹去的了”。郁达夫认为施托姆在德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可与爱县道儿夫(Eichendorff),舍米所(Chamisso),帝克(Tieck)诸人并立”。施托姆的诗歌,多描写大自然的平静和谐,富有田园牧歌的清新格调,但也常杂有沉郁的哀鸣。在这方面,郁达夫与施托姆声息相通:“我们把他的短篇小说来一读,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被他引诱到一个悲哀的境界里去。我们若在晚春初秋的薄暮,拿他的《茵梦湖》来夕阳的残照里读一次,读完之后就不得不惘然自失,好像是一层一层的沉到黑暗无光的海底里去的样子。”“斯笃姆是一个大大的怀乡病者,他的诗、小说,都在那里说这个‘故乡的悲思’Heimatweh。”郁达夫还将施托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比:“若把独斯托伊妇斯克(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者注)的小说来比严冬的风雪,盛暑的狂雷,那么就不得不把施笃姆的小说来比春秋的佳日,薄暮的残阳。”他称“施笃姆的艺术,是带写实风的浪漫派的艺术。与其称他作小说家,还不如称他作诗人的好,他毕竟是一个大抒情诗人。……他的无数的短篇小说,是他的抒情诗的延长的著作。他的小说里,篇篇有内热的、浓郁的、清新的诗味在那里”。的确,作为抒情诗人的施托姆,其小说创作,特别是早期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了鲜明的抒情风格,洋溢着一层浓郁的诗意。其《茵梦湖》以优美抒情的文笔和哀婉动人的情调,以及沁人心脾、令人销魂的感伤的诗意美,深深地打动了无数年轻读者的心。郁达夫的小说,也因了时代的悲哀作底衬,使其清新味总笼罩着一层浓郁的愁苦色调。其“沉沦”系列小说“孤冷得可怜”是基调,“悲哀是反刍的食粮”,那一层浓得化不开的感时伤世情绪,与施托姆小说在本质上是相似的。
  五、零余者与维特
  郁达夫称自己著作中的主人公是“真正的零余者”,是时代的多余人。若要在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著作中为这种“零余者”找一个对应者的话,那么这个人当是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确实,以“维特型”概括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已成公论。
  郁达夫非常敬仰歌德,他曾将歌德的自传《诗与真》(Dichtung and Wahiheit)意译为“文朴”,用作自己的笔名;他也曾翻译过歌德的名著《威廉・迈斯特》中的《迷娘曲》,并在小说《南迁》里整段引用过《迷娘曲》中的诗句。他不仅称赞《威廉・迈斯特》是一部“反映浪漫运动时代精神的小说”,“是德国近代小说的先导者”,而且还认为这部小说在“女性性格的创造,关于演剧的意见,莎氏的著作《汉来脱》(Hamlet)的略论等处,无一处不可以看出作者的天才来”。在《零余者》的篇首,郁达夫还节引了歌德的谣曲《掘宝者》,并将其中的两句“Arm am Beutel,Krank am Herzen”译为“袋里无钱,心头多恨”,作为小说的主题尽情渲染,悲叹主人翁是“没有办法消度今日,更没有办法欢迎来日”的“一个真正的零余者了”。这种带有维特式的伤感自恋、自怜的中国“零余者”,从此成为郁达夫小说主人公的标志。
  郁达夫的中国现代“零余者”与维特式的西方浪漫主义者有不少共同之处:都以自我为中心,都不满现实并试图反抗,都自觉高人一等,并有满腹才华,都是爱情的失意者,都愿意在大自然的陶醉中忘却人世的不幸等。然而,维特尽管也有消沉、悲伤,在生活中却还有一个明确、固定的目标,并对实现这个目标满怀信心、毫不怀疑,甚至以死相求,也绝不向现实妥协;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却不但对自己的人生目的一片茫然,而且总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外在的阻力:社会的不公、爱情的失意等,动辄怨天尤人、泪流满面,毫无遮掩地表露出自己的软弱和自卑。维特还能在抗争中呈现一抹英雄色彩,郁达夫的“零余者”则因为忍受不了羞辱、悔恨、自怜的压抑而向命运屈服,是毫无英雄色彩的时代多余人。这是中西文化的异同及中西浪漫主义文学发生的现实环境的异同造成的必然结果。
  总之,郁达夫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创造性吸纳,既体现了其广阔的接受视野,同时也表现了其作为接受者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在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交流时代,郁达夫对德国文学的这种富有成效的接受,已构成了一个作家创造性地借鉴他民族的文化,并将其化作自己的思想与艺术养料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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