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义山诗个性鲜明，在晚唐文坛独树一帜，其诗文受到中韩诗家不同程度的关注。对义山诗歌的总体风格，中韩诗家认识基本一致，但是在对李义山讽喻诗是否得风人之旨问题上，中韩诗家却有所分歧。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着重研讨中朝诗家关于义山讽喻诗是否得风人之旨等问题，从而为人们更好的理解义山诗提供域内和域外两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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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商隐；义山诗；讽喻诗；肯定评价；否定评价
作者简介：伊凤迪，女，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探讨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02
李商隐，字义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诗人，在诗歌领域成就斐然，于晚唐诗坛有着无可比拟的作用力，与当时的杜牧一起，被后人称为“小李杜”。因其独特的诗风和文学观念而受到了中韩诗家不同程度的关注，朝鲜诗人南龙翼就对李杜二人的诗歌进行了比较后认为，二人虽各有优劣，韩语论文题目，但是李商隐的才华应该是晚唐第一的。由此可见义山诗在韩国的作用。
25年以来，学界对李商隐的诗歌多有探讨，在作者的创作渊源、艺术特色、创作倾向、无题诗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从域内和域外两个视角对义山诗的探讨却还存在很大的空白。本文便以李义山的政治讽喻诗为切入点，研讨中韩诗家关于义山诗歌艺术风格的批评的差异。
一、儒家文化下的诗学传统
自春秋战国一直到清朝覆灭，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学一直被奉为显学，甚至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学一跃成为统治者的官方学说。伴随着儒家在政治领域取得的成功，其在诗学的发展史上也有着强大的作用力，孔子提出的“思无邪”、“温柔敦厚”、“兴观群怨”，几乎成为了后世文人诗歌创作与诗歌评价的准绳和标准。
李商隐生活在晚唐时期，此时的大唐已不是开元时期那个有着盛唐气象的王朝了，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唐王朝元气大伤，再加上晚唐时期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整个王朝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深受儒家思想作用的李商隐发出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呼喊，而他所用的方式，便是他的政治讽喻诗。李商隐自小受儒学熏陶，很难认为他的政治讽喻诗没有受儒家“兴观群怨”说的作用。
二、中韩诗家对李商隐讽喻诗的双重评价
（一）否定评价
对于李商隐政治讽喻诗的批评，在中国的诗话作品中早有提到。南宋诗论家张戒便认为自建安至宋朝，除陶渊明、杜子美之外，其余诸君都不免落入邪思当中，而六朝的颜延之、鲍照，唐朝的李义山、宋朝的黄鲁直等，落入邪思的程度更深。[1]换句话说，张戒以为义山诗歌的思想内容与中国传统的诗教观念不符，容易使阅读者偏离君子温柔敦厚的正道，而走向偏颇极端的道路。张戒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后世诗论家的响应，如清朝著名诗人黄子云，他的主张便与张戒相似，他将杜甫与李义山的诗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并且从气骨、写实和用意三个方面等三个方面对李商隐的讽喻诗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义山气骨纤弱，讽喻诗中虚言过多，用意根底不正，与老杜的诗歌相比，根本不在相同的境界之中。[2]
由此看来，中国诗家在对李商隐的讽喻诗进行批评时，大多都是以儒家的诗教观念为评价标准，以老杜的诗歌为比较对象的，而这样的批评观念在韩国的古代也多有盛行。韩国李氏朝鲜时期李B光便以此为标准，对李商隐《龙池》进行了批评。所谓《龙池》，是李商隐的一首咏史诗，前两句描写了玄宗在龙池畔上大摆筵席，宴饮作乐的热闹场面，而后两句笔锋一转，描写了宴饮过后，薛王与寿王两人回宫后不同的反应，以此来讥刺明皇父子衰败人伦的荒唐行径。中国诗家罗大经认为此诗含蓄蕴藉，深得讽论要义，但是在李B光看来李商隐的这首诗，妄加揣测寿王心事，虽是刺讽且笔法含蓄委曲，但失了君子的忠厚本分，不可称之为“风人之体”[3]。李B光所谓“风人之体”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诗歌要用“讽”的艺术手法，达到含而不露， 引而不发的效果；二则是诗人所讽的内容，要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不可妄加臆测。若强探隐微，不免会有轻薄猥亵之嫌。在他看来，李义山是得之于形式而失之于内容，因而对此诗大加批判。
（二）肯定评价
李商隐的讽喻诗虽然受到了部分中韩诗家的否定，但是也有一些诗论家对李商隐的讽喻诗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李义山作为一名忠义之士，身逢王朝末期，心中郁郁，难以排解，且身卑位贱，若有不慎，便会因言获罪，陷入绝地，所以不得不借用典故，曲言其志。并且在讽喻方面，义山深得杜少陵的精髓，写诗佳处甚至能直逼老杜，自出新意，另立一体。
如清初著名诗人钱谦益便认为，义山诗继承了《诗经》当中干预现实的社会影响的特点，敢于以当时的政治事件为题材，虽然由于自身精神气质的原因，诗风略有不正，有陷入诡道的嫌疑，但绝对不应该把他看作是一个流连于淫词浪曲的花中浪子。正相反，义山诗积极继承了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特点，以批判现实，恢复王室正统为己任。[4]后世学者管世铭观点与此相似，韩语毕业论文，他认为李商隐作讽喻诗的动力，就在于他能心系王室，捍卫儒家正统观念。
朝鲜诗家南羲采接受了这一观点，他以《宫妓》诗为例，对李商隐的讽喻诗提出了肯定的评价。所谓《宫妓》诗是李商隐的一首七言绝句，前两句主要描写宫廷之中热闹的歌舞场面，正点题目，后两句则笔锋一转，提到了偃师因善弄机巧而险遭送命历史典故，以此来讥刺在畸形的政治环境中，算尽机关，邀宠媚上的佞臣们的可悲命运。此诗笔意婉转，用典精妙，更难得的是诗人能将典故活用，反转了《列子・汤问》的神话典故，将本来赞叹偃师手艺精湛的主题进行了点化，反其意而用之，变褒为贬，可见诗人笔法老到。南羲采的观点，认为此诗的主题在于刺讽玄宗时宫禁不严，似乎是受当时注本的作用，没有理解此诗刺讽的内容，有小议之嫌。不过在他看来，此诗当得微而显的评价。[5] 由上观之，中韩诗家对李商隐的作诗动机和讽喻手法提出了肯定的态度，认为其有老杜之遗风。虽然如此，有一点必须要指出：义山确实继承了老杜积极干预社会现实的特点，但是由于所处时代居于晚唐，气骨已衰，且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诗风，所以义山讽喻诗在骨力方面终归不及老杜。李商隐在学杜不成后便另辟蹊径，熔前人诗风与自己的精神气质于一炉，最终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道路。
三、结语
综合来看，中韩诗家在对义山讽喻诗的批评上，都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诗教观点，以温柔敦厚、思无邪为诗歌的评价标准，其中朝鲜诗家虽然认为义山某些诗歌存在着“强探隐微”，不符君子忠厚本分的问题，但是却肯定了义山讽喻诗微而隐的特点。而中国诗家虽然关于义山讽喻诗评价不一，但是都认为李义山的诗歌受到了杜甫的作用，关于《诗经》的美刺精神有所继承，并且肯定了李义山讽喻诗用意委曲，寄托深远的特点。可见在关于义山的讽喻诗批评的观点上，中朝诗家对其评价大体上是一致的，都认为他对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中的“怨”有所继承，敢于发挥诗歌关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影响。
注释：
[1]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7版，第37页。
[2]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7版，第563页。
[3]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版，2017.第1080页。
[4]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7版，第212页。
[5]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版，第7008页。
参考文献：
[1]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李商隐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一版.
[2]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二版.
[3]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4]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5]陈贻{.谈李商隐的史诗和物诗[J].文学评论.1962.第6期.
[6]刘学锴.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J].文学遗产.1993.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