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对韩国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它于16世纪中期传入朝鲜，17、18世纪之交在韩国的作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不仅深受上层社会的喜爱，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三国演义》对韩国的语言、音乐、美术等的发展作用很大，也使韩国的民间信仰发生了某种变化。而且至现代，《三国演义》 对韩国大众文化以及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产生的作用也日益增大。随着时代的发展，《三国演义》在韩国愈发显现出持久不衰的文化作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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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三国演义》，韩国文化，作用
中图分类号 K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04-0061-04
中国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明清两代的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小说便是那时期最为杰出的文学著作。这四大小说被誉为“四大名著”，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而且在韩国也是家喻户晓。其中，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因其“结合于七分事实和三分虚构”，以及历史和文学的有机结合，不但在韩国的上层社会有着广泛的认知度，而且也为寻常百姓所喜闻乐见。可以说，在四大小说中，《三国演义》对韩国文化的作用是最大的。故拙作拟对《三国演义》传入到韩国以后所产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意义进行探讨，以期推进该探讨的深入发展。
一、《三国演义》传入韩国和认可度
的变化
《三国演义》何时传入韩国是当前韩国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朝鲜王朝实录》是最早记载《三国演义》内容的韩国历史文献。在《实录》宣祖二年（1569年，明隆庆三年）六月壬辰（二十日）记载中，就有对于《三国演义》的记载。
壬辰，上御夕讲于文政殿，进讲《近思录》第二卷。奇大升进启曰：“顷日张弼武引见时，传教内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未见正史，闻在《三国志衍义》云。此书出来未久，小臣未见之，而或因朋辈间闻之，则甚多妄诞。……《三国志衍义》则怪诞如是，而至于印出，其时之人，岂不无识？观其文字，亦皆常谈，只见怪僻而已。”①
《朝鲜王朝实录》（又称《李朝实录》）记载了从朝鲜王朝始祖太祖到哲宗的25代472年（1392年―1863年）间历史事实的编年体汉文记录，对朝鲜君主的记载详细备至，是探讨李氏朝鲜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文献。从上面史料中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传入韩国的时间最晚在16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后期。而现今韩国所存的《三国演义》刊行本为《新刊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刊行本记载“丁卯耽罗开刊”，即1567年刊行于济州岛。从两书的记载可以推知，《三国演义》传入韩国的时间肯定在16世纪中期或之前不长时间。
一直以来，韩国人通常将以公元184年“黄巾起义”肇始的对于东汉三国的历史小说统称为《三国志》或者《三国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演义三国志》等。在韩国，除精通中国历史的韩国学者之外，知道陈寿《三国志》的人并不多。
《三国演义》传到韩国之初，并没有得到官方及上层社会的认可，甚至认为它很鄙俗。这在上引《朝鲜实录》的史料记载中可见一斑。这种评价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学者的笔下，如李植（1584―1647年）说：
演史之作，初似儿戏。文字亦卑俗，不足乱真。流传既久。真假并行。其所载之言。颇采如类书。文章之士，亦不察而混用之。如陈寿《三国志》，马、班之亚也，而为演义所掩。人不复观。①
这说明，《三国演义》在传入到朝鲜王朝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是不受统治者待见的。这种情形在17世纪后期、18世纪初期才得到些许的改观。金昌业（1658―1721年）、朴趾源（1737―1805年）等朝鲜外交使节撰写的各种燕行日记如《老稼斋燕行日记》《热河日记》及其他个人文集的记载中都可找到这种变化的迹象：
癸巳年（1713年）正月庚寅……诸裨皆会。使军牢二万诵《三国志演义》。能诵博望烧屯一段。昭烈、张飞皆涿郡人。涿郡即今涿州。去燕都不远。来此地，闻此事。令人益亦然。（《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
朝鲜正祖四年（1780年）七月二十七日癸卯，……一少年移坐谓余曰：“此词曲唤做《鸡生草》，其词曰：‘前朝出了英雄将，桃源（园）结义刘关张。他三人请了君（军）师，火烧新野博望屯，炮打上阳城，怨老天既生瑜又生亮。’”（《热河日记》）
毛声山亦圣叹者流。其口业才则才矣。往往露丑，余尝余人座隅。见《三国演义》至七纵七擒。祝融夫人事。评笔大丑。我则骂而掷去。（《青庄馆全书》）
从上引第一条史料可以看出，当时在朝鲜的军队中出现了要求读诵《三国演义》的现象，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从一些战争案例中学到一些作战经验。那么可以推知的一个结论是当时朝鲜官方已经完全认可该书的价值并进行了大力的推广。除此之外，《三国演义》还拥有很多的群众读者，这在上引第二、第三条史料中可以得知。也就是说，《三国演义》在当时的朝鲜社会得到比较广泛的普及，连妇女儿童都可背诵《三国演义》，并且有着十分不错的声誉。不仅如此，《三国演义》还登堂入室，成了当时朝鲜科举考试的内容。这在李氵翼（1681―1763年）《星湖亻塞说》中有所提及，载：
在今印出广布，家户诵读，试场之中，举而为题。前后相续，不知愧耻，亦可以观世变矣。②
综上，18世纪朝鲜统治者已普遍了解《三国演义》的内容和认可其价值了。从说其“荒诞”到“使军牢两万诵”，再到用于科举考试的过程可以看出，该书在朝鲜的流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这是符合文化传播规律的。
二、韩国文化中的《三国演义》因子
16世纪中期《三国演义》传入韩国后，以丰富的历史写实与巧妙的文学虚构深刻浸润了韩国文化，作用到韩国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韩国文化中的重要“文化因子”。
（一）《三国演义》对韩国语言习俗的作用 《三国演义》以其强大的文化辐射力渗透到韩国的文化生活中，尤其对其语言文化产生了很大的作用。韩语语言中的很多成语就出自《三国演义》，如现在韩国人常用的“三顾茅庐”“七纵七擒”“七步之才”“鱼水关系”“髀肉之叹”“泣斩马谡”“味如鸡肋”“吴下阿蒙”“刮目相看”等就是与《三国演义》的情节及人物有关的成语。虽然上述韩国惯用成语的最初出处不是小说《三国演义》，而是《三国志》《后汉书》《世说新语》等历史文献。亦即说，韩语成语中的这些词汇虽是通过《三国志》等书融入韩文化的，但韩国人是通过《三国演义》才熟悉了解这些成语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上层知识阶层的创造性工作功不可没。可以说，《三国演义》以一种老百姓非常容易和乐于接受的方式把古代文献中所蕴含的智慧变成了韩文化中的典故，走进了韩国文化生活圈，充当了高端文化和低端文化的桥梁，也为韩国语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营养。
自《三国演义》在韩国广泛普及以来，小说中的许多出场人物被韩国人喜闻乐道。韩国人与中国人一样，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有各种各样的印象与评价。比如刘备（仁义之人）、曹操（权术之人）、诸葛亮（智慧的化身）、关羽（忠义之人）、赵云（忠诚之人）、吕布（表里不一之人）、袁绍（犹豫不决之人）、张飞（凶猛之人）等代表各种人物形象。他们的形象及故事衍生出了很多韩国人日常生活谚语。与《三国演义》有关的谚语如下：
如诸葛亮南征北伐时信任名将一样（指对某些人怀有深厚信赖）。
好像吕布的长枪（比喻东西非常锋利的样子）。
好像刘备相信关公（比喻极为相信某些人，不愿意怀疑他）。
如张飞的命令（比喻突然遇到无法预测的事情）。
如张飞的大吼（比喻大声批评或者骂别人）。
好像诸葛亮在七星坛等待东南风（形容极为期待的样子）。
项羽因固执灭亡，曹操因小聪明被打败（指警戒太固执的人和耍小聪明的人）。
好像刘备一样哭（指经常哭的人）。①
好像赵子龙用钝枪、钝刀（比喻浪费财物的男人）。②
（二）《三国演义》对朝鲜艺术的作用
《三国演义》传到韩国以后，对其艺术也有很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音乐和美术两个方面。
1.《赤壁歌》
在韩国民间肆坊公演的（朝鲜中后期民间的一种流行的曲艺形式）《赤壁歌》曲目（又称《华容道》）就是以说唱的形式来演绎《三国演义》。
在《赤壁歌》中，对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等人都有栩栩如生的描写。历史人物赵子龙还成了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年轻时的偶像，说明这些人物形象在朝鲜是家喻户晓的。除了曹操这些大人物之外，对诸如赤贫的无名小卒们也作了大量的描写。他们主要反映出朝鲜中后期农民、流民、打零工的人等，对安居乐业的一种强烈期盼，也是以此类角色讽刺和批判统治者。《赤壁歌》将《三国演义》的内容改编为“说唱”的大众音乐形式，又在原本的改编和设置登场人物的过程中体现了独特的民众思想意识。
2.“九幅图”
《三国演义》在绘画艺术方面也有所反映。原收藏于东庙，现收藏于首尔历史博物馆的九幅画即“三国演义图”，就是《三国演义》对韩国艺术作用的表现。九幅图包括《诸葛孔明初用兵》《卧龙先生舌战群儒》《卧龙先生用奇计借箭》《七星坛诸葛祭风》《庞士元议连环计》《卧龙先生胜战告》《乌林火起阿瞒惊走》《张将军守益州城》《关兴斩将救张苞》。据测是朝鲜后期专业宫廷画家们的著作。③另外，于1762年（朝鲜英祖38年）宫廷画家金德成等摹写于中国小说插图的《中国小说绘模本》中也可以发现有韩文题目的《三国演义》插图。④除此之外，最近在韩国各地又陆续发现了一些与《三国演义》有关朝鲜后期的民间绘画著作。
由此可见，《诸葛孔明初用兵》等九幅“三国志演义图”和其他民间绘画著作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三国演义》情节及主要人物普遍熟悉的一种社会现象。
（三）《三国演义》对韩国民间信仰的作用
1.东庙（东关王庙）
朝鲜宣祖二十五年（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四月，日本国前关白⑤丰臣秀吉率军侵入朝鲜，爆发了长达七年的朝日战争，史称“壬辰倭乱”（韩国）、“万历朝鲜战争”（中国）、“文禄之役”（日本）等。这场战争奠定了东亚三百年的格局，韩语论文，推迟了日本侵华野心，从而被史家誉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最后在朝中军民的奋力抗击下，打败了日本侵略军。1599年，明朝要求朝鲜建设东庙（又称为“东关王庙”），费用由明朝提供。这项工程十分浩大，“始役于己亥八月，于今二十余朔，一朔役军，至于二百余名。”⑥1601年建成。明神宗亲自题写“显灵昭德义烈武安关帝”匾额。⑦东庙由两座建筑相连而成，屋顶呈丁字和一字型结合的工字型。室内分举办祭礼的前室和供奉关羽、关平、周仓等雕像的本室。东庙宽大的砖墙、神采奕奕的雕像、丰富的装饰、独特的屋顶式样等都充分展现了朝鲜中期和明代的建筑风格，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值得关注的是，东庙至朝鲜后期变成了民间信仰中心地之一。
2.关庙
朝鲜时期首尔地区的关庙（或者‘关帝庙’），按庙堂的位置分别称为东庙、西庙、南庙、北庙。“在壬辰倭乱时，由参战的明军传入信奉关羽的民间信仰。他们认为在战争中关羽的灵魂会保佑参战的明军。”①从此，与关羽有关的民间信仰不仅对军人，韩语毕业论文，而且对士大夫、商人甚至王室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这样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8、19世纪。如《朝鲜王朝・英祖实录》1746年8月22日记载：“上亲书‘显灵昭德王庙’六字，揭于东、南关王庙。两庙乃壬辰倭乱，关王显圣后所建，而皇明亦赐额，上思念其功，故有是命。”②这可以说，东庙与崇拜关羽的民间信仰就是由壬辰倭乱和《三国演义》普及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
另外，韩国首尔的关圣庙、圣帝庙，庆尚北道星州及安东地区的关王庙也是与此相同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 （四）《三国演义》对韩国大众文化的作用
在书籍出版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少的韩文版《三国演义》。其中，朴钟和、李文烈、金洪信等韩国著名文学家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素材重新撰写的《三国演义》，为韩国人了解东汉末期和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事件、皇室、官制、教育制度、风俗习惯等提供了方便。除此之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的针对儿童、青少年、成年人等的各种漫画《三国演义》也已成为韩国人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种重要媒介。
《三国演义》通过电影和电视的传播，对儿童与成年人产生了较大的文化作用。虽然日本的电视台及电影企业都已制作过《三国演义》的动画片，但韩国电视台和电影企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上映了动画片《三国演义》和以之为题材的木偶剧。另外，随着计算机产业的迅速发展，老百姓喜欢用的与《三国演义》人物或者情节有关的电子游戏软件也成千上万。
至20、21世纪，《三国演义》对韩国现代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如早在几十年以前，韩国的军官学校、大学以及各种公司就已将《三国演义》应用到军事战术、公司管理和战略等领域。这样的做法，此前仅限于《孙子兵法》。
《三国演义》在韩国的传播及其所产生的效应，不仅作用了君主、官僚等上层，而且也作用了包括儿童、妇女的整个朝鲜庶民阶级。但很多来自中国的文学著作，像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三部，其作用仅限于王室、官僚、文人等上层社会。《三国演义》传入以后所成就的各种文化，超越了时代、社会等级、性别、年龄、文化领域等的限制，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三国演义》所衍生出来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深刻地作用着韩国人的社会文化生活。这是别的中国古代文学著作以及其他国家文学著作所不可企及的。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和其他文学著作，当前在韩国维持文化生命力的范围仅限于出版和学术等很小的领域。另外，欧美国家的文学著作，如莎士比亚等创作的戏剧、小说、诗歌等也具有其一定的文化生命力，但也比不上《三国演义》的普广性。
《三国演义》在韩国保持了将近四百余年的文化生命力，而且它仍然广泛地衍生出新的文化成就，在韩中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作者简介】赵贤植，男，1972年生，韩国忠清南道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韩国新星大学观光汉语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韩中文化交流史探讨。
【责任编辑：李婷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