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韩国极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育了兼具民族责任感与全球视野的“世界公民”，对其成功经验的借鉴也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诉求，而相似的文化背景搭建的历史平台也为互相借鉴提供了现实可能。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注意教育手段创新；回归日常生活；立足传统；开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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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特色；启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26-0386-02
韩国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腾飞创造了亚洲的奇迹，迅速跻身现代化国家之列，文化教育产业尤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是其成功的深层底蕴。我国力图构建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和谐化社会，通过道德因素制约、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与意识形态灌输等强化公民的规则与秩序意识，凸显经济与社会建设中的集体行动逻辑，在总体上为国家注入了发展的活力。虽然中韩两国意识形态不同，但儒家文化的浸染使两国在教育理念、措施与内容上仍有某些共通之处。文章于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特色的概述，吸收有益经验，以期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借鉴。
一、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
韩国极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育了兼具民族责任感与全球视野的“世界公民”，具体来说，体现在重视“民族教化”功能与“融合视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贯穿与“教育资源”的挖掘三方面。
（一）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教化功能，弘扬民族意识
二战后的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以培育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以及彰显独立国民性为首要任务，因此，韩国建立了具有鲜明民族性与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主要体现在政府的主导以及政治倾向明显的课程设置与内容两方面。首先，国家政权的强势话语地位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民族教化功能的有力支撑。政府的强势主导既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条件，也闪烁着韩国传统威权主义的身影。在积极推进的被学者冠以“有国籍”的教育中，统治者的思想与政治意识被清晰地反映在以“德育”为首的德、智、体三个相辅相成的教学质量测评指标中，例如早期李承晚政权时期颁布的《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了“道德教育的目标就是在‘弘溢人间’的理念下，协助所有人完善其个人品德、培养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公民应有的资格，使其成为民主国家的建设者，并努力实现全人类繁荣的理想。”[1]以政府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儒家文化为基底并融入了西方资产阶级道德的个人品质，既强调形成集体本位、重视社会、家庭伦理与礼义廉耻的意识，也追求民主、崇尚科学以及追求物质财富价值观的培养。其次，在课程设置上，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实践，经过了七次课程改革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涵盖了宗教、历史、文化、伦理等多学科交叉且相互渗透的课程体系，例如高丽大学开设的“职业与道德”、西江大学开设的“韩国天主教”、梨花女子大学开设的“韩国文化社会史”等均为“宗教与道德”科目下的必修课程。在内容上，政府尤其重视由德育入手通过提升学生文化比较能力与本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能力，以培养兼具民族责任感与全球视野的世界型公民。
（二）善于挖掘教育资源，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源自丰富的教学资源和集具体性、渐进性、渗透性、可行性于一身的教学手段。具体来说，一方面，既注重传统课堂教学的显性教化也关注多维环境的隐性指引。课堂的知识灌输无疑是教育的主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贯穿于韩国国民教育体系的不同层次与环节。根据学生的年龄层次、知识构成与实践水平在纵向上设置了与初、中、高等教育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而在横向上，不仅有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安排，还有诸如国文、艺术、文化等增强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为目标的课程设置。其次，注重通过“教育意境”的主动设计，有意识地激发隐性资源内涵的强烈教育暗示，以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在韩国，无论是幼儿园的游乐室还是大学的校园中，到处都洋溢着浓厚的民族气息，随处可见的以先贤名言警句手书的精美书法与传统的山水国画，无时无刻都在传达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既注重多重教育环境的支持，也强调实践对理论的升华。“教育环境”的营造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是不可忽视的，不同的教育环境因提供了各异的“意识活动”与“行为活动”刺激，有利于将教育对主体行为与意识的导向影响最大化。“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建立了学校、家庭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综合教育体制”，[2]其所形成的强大合力最大限度激发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感染与约束功能。此外，在实践上，政府积极高度重视“知行合一”，积极引入社会活动与社区服务，强调教学的内容应在实践中升华，坚强的品格应在实践中砥砺，民族的气质应在实践中内化。
（三）儒家背景与西方资本主义理念的典型结合
韩国自古身处儒家文化辐射圈并深受其作用，儒学倡导的人伦与秩序有助于解决人、自然与社会的矛盾，不仅呈现了极强的生命力与适应性，还成为彼时的主导意识形态。时至今日，韩国也并未剥离过儒家文化的内核，“把儒家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促进国家走向现代化。”[3]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层面来看，不论是韩国光复初期的“民主、民族”与“弘益人间”的教育理念，还是后来的“全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理念，亦或是如今的“人性化、信息化、世界化的教育理念”[4]都不难发现其儒学底蕴，如家庭、集体与社会的相互尊重，对勤勉、自强等准则的倡导以及对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强调等。虽然韩国人的性格、思考方式与行为习惯都渗透着儒家文化，但当韩国人面对历史境遇的改写与时代语境的变迁时，并未囿于传统的儒学框架，而是站立在时代的断裂点上，韩语论文，广泛吸取西方外来文化，成为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理念的结合典型。朝鲜战争后的韩国由美国一手扶持，不免受西方自由主义的沾染，这在其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围绕的“四个主题”中可见一斑，即“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理念、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南北统一的方向”。[5]但不论怎样，游走于东西方之间的韩国始终坚持以儒家文化为内核，以传统文化塑人、民族认同凝聚人、民族精神感染人，力图培养出民族性彰显的“有国籍”之人；此外，又通过民主、科学、物质财富等价值观的树立赋予其世界眼光，最终成为具有民族魂的世界型公民。 二、韩国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语境凸显了借鉴契机，相似的文化背景与历史境遇也搭建了融合平台，结合我国实际，对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总结与经验借鉴成为时代的诉求。
（一）注重教学手段创新，于显性与隐性教育中彰显思想政治教育活力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并重是韩国思想政治教育行之有效的因素之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仍以传统的课堂为主要阵地，当面对大众传媒时代下多元文化并行的现实语境时，略显“硬性”的灌输式教育往往不尽如人意。所以，强调以心理共鸣为基础，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达到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育人的教学目的的隐性教育逻辑凸显出来。隐性教育的影响机制在于有意识的“教育情境”设计与隐性教育资源的有机结合，兼具间接性与渗透性的教育暗示淡化了教学痕迹，不仅因内隐的教学目的避免了受教主体自身的“免疫效应”，也因寓教于乐的引导方式弱化了学生的精神压力而取得持久的教学效果。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作为不同主体间之长期而复杂的“交往实践”，既需要显性教育的硬性引导，也需要隐性教育的柔性规约，并通过孕育于二者辩证张力中的“教学活力”提升教学效果。具体来说，首先，应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于民族情感与价值认同中提升主体热情。其次，应注重发挥“榜样”的感化与激励功能，“榜样”既可以如“郭明义”般是可触可及、有血有肉、可敬可学的现实人物，也可以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般的精神引领。再次，注重大众传媒手段的利用，尤其是参与形塑主体认知与交往实践的散播空间，通过有意识的开辟交互性“教育空间”，自觉抵制充斥其间的不良因素对教育活动的消解与侵蚀。
（二）回归日常生活，塑造全方位、宽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强调日常生活环境的融入，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引导环境是韩国思想政治教育行之有效的又一动因。在韩国，从游乐场到学校，从住宅区到商业中心，几乎所有的公共、私人空间中都可以找到内涵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代表性建筑、书画等艺术品，流露着浓郁历史文化气息的生活环境时刻传达着对国家、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我国则倾向于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好坏归结为施教、受教主体对教学内容认知程度的“内因”，将“教学环境”斥为外因加以边缘化。然而，教育环境却是在与施教、受教主体的深层互动中得以生成，正如张耀灿教授所言，“教育者所确立的教育目的、内容和措施（即教育介体）都是教育环境派生出来的，是教育者通过认识、反映环境的规律和要求而选择、确定和开发、利用的。”[6]内涵物质、文化、制度等因素的教育环境决定了受教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信息的认知、评价与践行，只有与其所传递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标准相得益彰的教育环境才能促使受教者遵循教育所引导的方向发展，因此，不仅要重视教育环境的形塑，还要与日常生活紧密贴合。一方面，关注环境内融入的显性、隐性因素能否传达有效的教育信息；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入手，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全方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使受教主体在课堂生活中体味理论的魅力，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接受实践的熏陶。
（三）立足传统，开阔视野，在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中培育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韩国自古以来重视吸收外来文化，不论是古代对儒家文化的积极引入还是近现代对西方文明的广泛采纳，积极的文化交流与习得一直是韩民族的突出特征，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的现代性语境时，在儒家伦理与西方民主理念中巧妙的选择、吸收、转化与融合，韩语论文题目，开辟出一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道路，既保持着自身的文化底蕴，也化解了西方文化的冲击。韩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轨迹也为我国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一方面，要立足传统而不囿于传统，正视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基底性”地位的同时，实现传统文化与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机统一。既要重视“忠、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的融入与以“和谐”为主要特征的人际关系的建构，也要合理利用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与运营机制，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层面的实现。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影响，建立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长效互动机制，让思想政治教育深深地根植于二者的辩证张力之中，彰显其应有之功能性、时代性、丰富性与实践性。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以工业社会为背景，市场经济确立、传媒技术发展为条件催生的一种市民文化，以娱乐化、商品化、多样化与通俗化为主要特征，既丰富了文化生态也对主流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解”，所以，应彰显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国家话语”，以“融合视域”审视目前的文化生态，以“价值引导”抵制糟粕文化的“侵蚀”，真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培育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晓丽.二战后韩国思政教育特点启示[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6）.
[2]苏振芳.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3]崔志鹰.儒教文化与韩国现代社会[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4]索丰.儒家文化对现代韩国基础教育的作用[J].外国教育探讨，2017，（9）.
[5]张云德.试析韩国思想政治教育[J].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7，（7）.
[6]张耀灿，刘伟.论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J].江汉论坛，2017，（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