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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Kuhn和McPartland的个人态度测定造句法,德语论文要求德语系本科生分别用中国人和中国、德国人和德国以及美国人和美国作主语分别写出三组句子来,然后,运用内容略论的措施将各组句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十个名词和形容词从句子中分离出来进行对比略论。略论结果显示,样本具备了基本的跨文化意识,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刻板印象。样本对中国人和中国、德国人和德国的印象比对美国人和美国好。 关键词:跨文化意识 跨文化交际能力 文化异同 一、背 景 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交际行为越来越具备了跨文化的特征。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就成为了当今社会和经济活动中一项十分重要的能力,同时,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注意。①然而,在我国以英语学习或教学为出发点所进行的跨文化交际探讨比较多。德语,作为小语种,虽然不被我国跨文化交际主流探讨所关注,但德语系学生同样需要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应对未来社会或经济活动中可能面临的挑战。由于语言对象国的文化知识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因此,德语系学生除了掌握德语语言技能之外,还必须掌握一定程度的有关德国或德语国家的文化知识。在我国,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③。但从我国现行的外语教学实践来看,我们通过外语教学所传授的语言对象国文化知识并不多。有些大学虽然也开设了跨文化交际学的课程,但我们仍然缺乏对课程效果的有效评估,而且在课程的开发过程中也缺乏适当的需求略论和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的有效测试。由于多种原因,在我国目前的外语教学实践中,跨文化交际教学仍然很难真正超越语言技能教学的束缚。尽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的交际工具,但人际交往的形式远远超越了语言或语言运用的范畴。要培养和提高外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意识的测定就成为了这一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之一。本探讨的目的是,了解德语系三、四年级本科生所掌握的有关德国的文化知识,也即他们的跨文化意识,以及其跨文化意识中可能存在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希望本探讨的结果可以为大学德语高年级的课程设计,尤其是跨文化交际课程的设计提供有意义的实证参考。 二、探讨措施 本探讨中的样本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系三、四年级本科生,共69人。数据收集措施源于Kuhn和McPartland①的个人态度测定造句法。数据收集过程分为四步。第一步,让学生用中文,以中国人和中国、德国人和德国、美国人和美国为主语,分别写出三组句子来。Kuhn和McPartland原来的措施是要求被调查对象写出20个句子。因此,这一措施又被称为“20个陈述句测定法”,但本探讨对句子不设数量限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有关文化知识写出尽量多的句子来,以便更全面地反映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结构。第二步,采用内容略论(content analysis)的编码(coding)方式,将全部句子中的形容词和名词按照对中国人/中国、德国人/德国和美国人/美国的描述作为关键词分离出来。第三步,为了方便对数据进行略论,关于某些意义相同,但用词不一致的词汇改为统一的词汇。例如,“准时”和“守时”都统一写成“准时”;“不善于变通”和“死板”都统一写成“死板”;“勤劳”和“勤奋”都统一写成“勤劳”;“自我中心”、“多为自己考虑”和“追求自我”都统一写成“个人主义”。 第四步,将全部名词和形容词按照其出现的频率排序。最后将各组出现频率最高的前10个名词和形容词选出作为最后的数据进行对比略论。本探讨要求样本对美国人和美国进行描述,目的是想对比一下样本成员对德国文化以外国家文化了解的情况;而要求样本对中国人和中国进行描述是因为任何人只有很好地了解与认识了自己国家的文化时,才有可能更好地了解与认识其他国家的文化。 三、探讨结果 数据略论结果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的数据;第二组是对于德国人和德国的数据;第三组是对于美国人和美国的数据。第一组数据共获得名词127个、形容词62个;第二组数据共获得名词137个、形容词61个;第三组数据共获得名词107个、形容词52个。频率最高的前10个名词和形容词。在描写中国人和中国的名词和形容词中,全部关键词除“不团结”外,基本上表达的都是积极和正面的意义。在10个名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五千年历史”,最低的是“名胜古迹”;形容词中频率最高的是“贫富悬殊”,最低的是“传统”。 在描写德国人和德国的10个名词中,“哲学”出现的频率最高,“科技”出现的频率最低。而在形容词中,“严谨”出现的频率最高,“谨慎”出现的频率最低。“啤酒”虽然是德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它出现的频率处在“社会保障”和“风景”之间,仅占全部名词的8.76%。在描写美国人和美国的10个名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霸权主义”,最低的是创新。在全部被分离出来的形容词中,“开放”出现的频率最高,“自大”出现的频率最低。 四、结论与讨论根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