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分别经历了两轮严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前一轮是面对经济高速增长到低速徘徊的阶段性转折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衰变、第二次科技革命、能源消费和产业结构嬗变等内外部冲击所进行的巨大转型和适应过程，后一轮则是经济全球化、老龄化压力和两德统一重负下的主动出击和断腕求生。德国的两次成功转型，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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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战后德国应对经济社会危机的政府对策
二战后，经过短暂的恢复，德国经济迅速走上正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7.9%和4.6%，就业充分，出口旺盛，物价平稳，外界称其创造了“经济奇迹”，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但自1966～1967年遭遇了战后首次经济危机开始，德国经济实际上告别了此前单边高速增长和近乎充分就业的阶段。进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外部两次石油危机的接连冲击，美元的持续走弱，德国马克的被迫升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飘摇和崩溃，外部环境严重恶化：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十年平均分别跌至2.9%和1.8%、失业人数突破两百万、物价涨幅骤升到7%，总体经济出现了战后少有的“滞胀”现象。
在德国经济社会从1950到1980年代的先扬后抑、曲折的发展轨迹背后，其在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也经历了一系列方向迥异的政策探究和实践。1950年代到1966～1967年的经济危机这一时期，德国在有“经济奇迹之父”美誉的路特维希·艾哈德及其所属的德国右翼基民盟/社盟的领导下，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圭臬，崇尚自由竞争和市场力量，结合国内外有利条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充分就业。
但随着1966～1967年战后首次经济危机的出现，德国就此告别了高速增长阶段，艾哈德政府被逼倒台，德国出现了由库特·基辛格领导的、由各党参加的大联合政府，新政府面临着增长阶段和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巨大挑战和经济政策的方向性抉择。作为应对，在时任经济部长卡尔·席勒的竭力倡导下，德国经济的主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原来突出社会市场经济框架下、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增长，转向了凯恩斯主义为导向的、强调政府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和干预经济的总体经济平衡调节。
1967年专门出台了《经济稳定与促进增长法》以及涉及宏观经济调控的各项细则。而其后分别于1969年和1974年接任的、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威利·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两届左翼政府，面对经济增长减速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在政策上则明显偏离德国经济此前一直坚持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崇尚“小政府、大市场”的信条，扩大政府支出，补贴私人投资，降低中低阶层税收，还积极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如提高育儿和教育津贴等，以致社会福利得到极大的提升，社保占GDP的比重上升到25%。由此造成了公共债务猛增，滞胀和失业高企的问题未有显著改善，总体调节政策未达预期目标；1982年来自右翼的科尔接任，重新祭出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旧策和利器，遏制福利负担的迅猛上涨，同时大力减税，为公司投资和个人消费松绑，积极扩大出口，以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打压失业。此外，注重倡导科研和教育的投入等，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德国经济走出了滞胀，除了失业外，各项主要指标均有不错表现。
总括起来，德语论文题目，面对发展速度和阶段的转变，德国左、中、右联合政府以及其后的左、右翼政府的宏观经济应对政策各有侧重，或偏重于政府干预，或执著于自由竞争，或者是两者兼容，有成功亦有失误。在总体坚持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在危机和发展模式转变时刻辅之于适度的政府干预，被证明是一条成功之路。
第二次科技革命、能源消费和产业结构嬗变下的首轮德国经济转型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对宏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变化和相关总体经济政策不断调整的同时，随着以电子等为代表的第二次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电子，汽车、化工、机械、航空等行业日益兴旺，而采矿、冶金、造船业等逐渐衰落，产业结构变动对德国经济的作用突显。伴随着产业结构变动，区域布局上则集中体现为：以传统的煤、钢等重工业为标志的鲁尔地区所在的北部经济的逐渐衰落，而以电子、机械制造、生物技术等高新科技支撑的、以慕尼黑、斯图加特等为中心的德国南部“硅谷”的崛起，形成了德国经济重心的“南起北落”（Sued-Nord Gefaelle）现象。对德国政府来说，首当其冲的是减缓对鲁尔等衰落地区的冲击，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从1960年代开始，面对日益恶化的现实，鲁尔区开始尝试产业结构转型，前期（1960年代到1984年）出于能源安全与降低失业压力等方面的考虑，主要实行“再工业化”为指证的防御型转型，对原有的煤钢产业给予政策扶持与资金补贴，但同时对矿区进行清理整顿，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淘汰落后产能，将生产逐渐集中到现代化水平高的大公司，如蒂森·克虏伯企业等；后期（从1984年至今）转换思路，开展以建设“新产业园区”为目标的进攻性转型重建，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通信技术、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产业，尤其是扶持创意产业与现代服务业。
在具体落实上，政府层面由联邦政府牵头，协调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共同行动，按目标制定分期振兴计划，反对各自为战与盲目发展。此外，改造和转型还受到了欧盟地区发展总司的支持和援助。
联邦政府主要负责出台宏观框架政策、总体协调和提供资金援助，先后出台了《产业结构政策的基本准则》、《改善地区经济结构的共同任务法》和《产业结构调整法》，以促进产业结构改善和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成立了联邦规划委员会和地方经济支持委员会，分别负责制定规划和提供资金支持，仅在1966～1981年间，联邦政府为安置因削减采煤量而下岗的工人，就先后提供了250亿马克的财政补助。在州一级，北威州1969年出台了《鲁尔发展纲要》，涉及州内产业机构的调整的具体方法，期间，州财政补贴超过85亿马克。①1979年更是由各级政府联合发布了《鲁尔行动计划》，协调各方行动。 在方针实施上，采取分步骤、分阶段、突出重点、综合推进的策略。首先改善硬件设施，如拆除老旧工矿公司、植树造林、以及兴建道路等，铺开区域绿色规划；利用区内海、陆、空便利的航运网络，大力建设完善高速公路、铁路和内河水路以及杜塞尔多夫和多特蒙德机场等组成的交运体系，为新发展的第三产业助力；接着因地制宜创办产业园区，发展特色产业（如多特蒙德的软件业、杜伊斯堡的港口运输业等），并辅以优惠的财税政策招商引资，完成从旧工业区向现代服务业中心区的嬗变；其次，以政策和资金扶持的方式，帮助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落户、发展和壮大，联点成片；最后，注重提高本地区的竞争力，包括大力兴办高等教育，1962年创办了区内首所高校—波鸿大学，现已有各类学院10余所；同时实施了大力加强下岗人员的职业培训、吸引外来人才等一系列举措。
目前，经过对传统工业多年来的大规模改造，鲁尔区已脱胎换骨。
从经济上看，鲁尔区已经成功完成了从传统的重工业聚集地到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区的华丽转身。从人文生活气息和环境氛围来看，鲁尔区完成了从污染灰暗的重工业区到绿色生态园和文化之都的凤凰涅槃：作为第三产业中心的埃森、软件中心的多特蒙德、现代物流中心的杜伊斯堡、现代购物中心的欧普豪森以及环境和包装研发中心的吕嫩等一系列新功能中心城市，俨然是鲁尔区成功实现从旧重工业区向现代服务业聚集区、产业结构多样化转型的枚枚硕果。
对经济全球化、老龄化压力和两德统一重负下高福利低增长怪圈的战略突围
进入1990年代后，德国经济经过短暂的“两德统一景气”后，陷入长期停滞，曾创下连续5个季度同比零或负增长的记录，显然，曾经引以为傲的德国莱茵模式在全球化、老龄化的冲击和两德统一重负下黯然失色，德国经济和社会又面临新一轮严峻的生死挑战和转型考验。此轮改革的焦点正是“德国病”的核心：全球化压力下、倍受诟病的高福利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德国陷入“高福利→高社保缴费和税收→高成本→低投资→低增长”的怪圈而难以自持。
此轮旨在改变公众在全球化背景下关于社会公平与福利国家的过高期望，破除德国高福利、低增长、高失业的魔咒，重塑德国的长期竞争力的综合社会转型改革，酝酿启动于科尔内阁，全面展开实施于施罗德执政时期，在默克尔政府逐步落实并修成正果。改革方案核心主要体现在2003年3月提出的《2017年议程》中，虽以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为核心，却广泛涉及相关配套的其他领域，包括促进教育、减免税收、增加创新投入等。
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核心是四个《哈茨法》，除延续传统改革的方法：加强职业介绍和劳动力市场培训、破除过度的雇佣保护制度、提倡灵活就业和自我创业外，更关键的是改革失业救济制度，缩短失业保险的领取期限和减少领取金额，而且严格要求失业者必须努力寻找工作且不能对被推荐的工作岗位挑三拣四，德语论文网站，否则将取消领取资格，从而真正做到奖勤罚懒，遏制道德风险。
在养老金改革方面，延长退休年龄至67岁。改变养老金的计算措施，使养老金发放水平随缴费人口结构变动而自动增减调整。提倡三层次养老金体系，强调公司年金和私人养老保险的补充影响，为此引入了“吕鲁普养老金”和“里斯特养老金”。
在医疗保险改革方面，在承继施罗德的改革成果基础上，除继续不断压缩开支和强调共付责任外，默克尔政府于2017年实行了以鼓励各医保机构间相互竞争来提高效率，遏制缴费率上升和提高医保覆盖率相结合的改革。
正是借助于成功的脱胎换骨式的社会福利和劳力市场改革，遏止了德国社保缴费率的快速上涨势头，缓解了社保体系本身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令德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率长期低于欧元区的平均增长水平，为德国出口应对全球化挑战立下首功；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增加灵活就业，使失业率奇迹般持续下降。借此才使德国经济能在金融危机肆虐，其他国家经济一片愁云惨淡中，保持一枝独秀：2017和2017两年，德国实际GDP实现了同比4.2%和3.0%的增长；劳动力市场重现活力，采用弹性工作时间的人数在20年间（1991～2017）增加了47%。灵活就业方式得到普及，危机期间，约有120万份工作得以保留。德国的失业率不仅延续了2017年持续下降的趋势，2017年的5.9%更是达到了历史低点。
德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综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业、经济结构转型和二十一世纪初以来此轮未雨绸缪的社保体制和劳力市场改革，总体来说是较为成功的。而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最大压力也恰好是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民经济持续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民众的收入水平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均约100美元跃升至目前的近6000美元，近30年来联合国反贫困成果主要源自中国的成就；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拉动，资源使用过度、环境恶化严重，增长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且工业化初步完成、城市化距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贫富差距加大，而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重建仍未完成。如何完成一个追求单一经济增长到寻求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目标包容性增长的转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刻不容缓。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归纳起来，德国的两次经济社会转型主要有四大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其一，在经济转型目标的设置和相关机制手段的应用上，坚持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要素资源，市场机制能发挥影响的，尽量避免政府的过多干预和扭曲操作；政府应坚持创新和科技引领，重视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发扬传统优势，始终重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避免过于追求增长速度，而是崇尚增速平稳型、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的可持续增长，同时兼顾就业和社会均衡分配型的包容性发展。在社保制度建设中要注意建立遏止道德风险的机制，量入为出。
其二，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因势利导、平稳过渡，保持社会总体框架的相对稳定而非拔苗助长，好高骛远。如德国在产业结构及其地区分布的转型中，注意应用南部硅谷地区的优厚文化科研传统和北部鲁尔区重工业和交运枢纽的影响；而在社保改革中，则尤其注意社会分配异同程度的适度控制和福利水平增长的遏制的渐进性，诸如逐步缓慢提高法定最低退休年龄等。
其三，集思广益，改革方案酝酿构思中，虚心听取专家意见，充分开启民智和获取共识。在德国的转型改革中，政府广泛征询民意，求教于“五贤人”专家委员会、养老保险改革的“吕鲁普委员会”、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哈茨委员会”等，形成全民共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牵涉广大民生，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和福利国家传统深入人心、工会力量强大，之所以能大幅度削减福利，维持缴费率和工资福利水平基本不涨，完全是充分听取专家智慧、政府反复酝酿、全民广泛协商妥协的结果。
其四，坚强的执行力是转型成功的重要保证。此轮超前改革的始终，我们看到了德意志民族居安思危、直面问题和坚忍不拔、笃行有终的民族秉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改革必然存在利益受损方，一旦改革意志反映成法学，实际执行的程度便成为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此次德国壮士断腕般改革的成功，便与德意志民族的高度纪律性和集体执行力紧密相连。尽管讨论、甚至执行阶段对改革方案和计划各界有极大的不同意见和诸多不满，但实施进程中德国普通民众还是基本依法而行，社会也比较平稳。
（作者为复旦大学欧洲问题探讨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欧盟探讨会副会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欧洲发展模式前景探讨”和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探讨“后危机时代欧盟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的调整及我国的应对”的阶段性探讨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BGJ023，2017SHKXYB010）
注释
①朱衍强，颜剑英：“国外产业机构调整中的政府投资政策比较探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3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