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韩两国经贸合作交流不断推进，洽谈签署FTA协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凸显；在促进两国自由贸易发展的同时，协调推动两国贸易便利和安全认证成为一大重要课题。中韩两国应当在全面推进开放化水平的大理念下积极创造有利条件，采取切实有效方法，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实现两国自由贸易背景下的最优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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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TA；中韩贸易；关税壁垒
中图分类号：F752.7
从中国和韩国的FTA（ Free Trade Agreement）协定进行状况方面来看，近年来两国都非常重视并进行了积极准备。2017年9月中韩经济部长会谈时达成了民间共同探讨协议，通过两次的民间共同探讨结束后，2017年6月在中韩经济部长会谈达成了协议从2017年启动FTA官产学共同探讨，到2017年6月通过5次的会议和2017年2月两国首席代表间协议；2017年5月签署了官产学共同探讨结束关联谅解备忘录。2017年9月通过政府间事先协议、经济部长会谈、听证会、事先务实协议后，于2017年5月在北京宣布了启动中韩FTA协定，2017年9月3日又在山东潍坊举行了第七次谈判，中韩双方已经就第一阶段的基本方针（Modality）达成共识，共涉及商品、服务投资、规范以及经济合作等领域。两国认为要实现高水平的商品贸易自由化，就要将90%的商品关税废除。
当前世界在WTO框架下从多边国贸易为主在转变代表FTA的双边贸易。FTA是从两国之间协定生效开始时便立即撤销关税或逐渐降低关税，终究推行无关税贸易政策；但贸易量激增势必增加增值税等税收，所以国家税收也将更多征收。然而签订FTA协定并不能马上改善贸易状况增加贸易量，因为贸易条件仍然和签订FTA协定以前相似。想通过降低关税壁垒增加贸易量，但非关税壁垒仍然很高，所以贸易公司为享受实质性的优惠，一定要除掉非关税壁垒。然而除掉非关税壁垒一定要考虑国家的安保、国民的健康状态等密切相关的国民生活问题，因此不能轻易地放弃非关税壁垒。
综上所述，当前韩国政府和民间正齐心协力地寻找未来的新动力，为更多的增加最近陷入停滞的韩国最大交易相对国跟中国贸易量，并且以除掉非关税壁垒为降低费用，中韩公司将带来很多综合效应，因此中韩可以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一、中韩建立FTA背景及必要性
2017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20年来，两国已经成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两国合作关系深化， 特别是2017年5月2日， 双方 FTA开始谈判， 预计两年内进入FTA时代。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十年来，中韩经贸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有：
（一）两国是近邻，关系友好、经济互补，发展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前20年中韩关系突飞猛进。两国在1998年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17年将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升格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的范围和深度也持续扩大。与1992年建交时相比，两国间的交易额已由64亿美元增长至2409亿美元，相当于增加了37倍；人才交流也由13万名增长为640万名，相当于增加了49倍。
当前，两国间每周约有840次航班在韩国的7个城市和中国的30个城市间运营。2017年以后，共召开了首脑会谈17次，外交长官会谈24次，由此可见两国之间的交流十分活跃，同时其它政府各部门、议会、地方政府间的交流也是愈加密切频繁（见表1）。
（二）经过20年的努力，中韩双方贸易持续增长
根据中方统计，2017-2017年中韩贸易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一期间中国与美国的年均19.4%的增长，更高于中日年均15.2%的增长水平。特别是韩公司积极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在华投资，积极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免费韩语论文，使与中国贸易顺差持续增加。据韩国方面的统计，韩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为中国，2017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535亿美元。令人关注的是韩国对中国贸易的比重也是持续增加，2017年韩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对华贸易额占据了20.2%（见表2）。
贬值的韩元也促使了韩国的出口增长，尤其是关于临近国中国。韩元2017年曾一度升值到900 韩元兑换1美元，此后因韩国的经济问题，韩元开始贬值，特别是金融危机后更是加速贬值，2017年3月曾贬值到1600韩元兑换1美元的地步，当前的汇率维持在1100韩元兑1美元。韩元的持续贬值也使出口的竞争能力提高，因此推动了韩国出口大幅增加，这也是韩国对中国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
（三）双方贸易中的商品结构持续升级，促进了贸易额的增长
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主要是六大类商品，即机电音像设备及部件、纺织原料及制品、贱金属、矿产品、植物制品、化工品，占对韩出口总额比重高达85% 以上，2017年比2017年增长了6.2倍，光学医疗产品和车辆则成为对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商品，也成为对韩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从韩国进口的六大类商品是机电音像设备及部件、化工品、塑料橡胶及制品、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及制品，自2017年起纺织原料及制品已被光学及医疗仪器所取代，成为从韩国进口的第二大类商品，化工及制品也由2017年的第六位提高到第三位。新世纪以来的十年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对韩国出口的机电、中间产品及制成品持续增长的同时，中国从韩国进口的中间产品、零部件及制成品比重也在持续增加，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表明中韩经贸进入了新时期。
（四） 中韩两国相互投资迅速增长
根据韩国进出口银行统计，中国自2017-2017年已成为韩国公司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资市场，其后也一直在高水平上波动。另据统计，到2017年上半年，韩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累计达到4.7万多项，投资金额（申报金额）达近590亿美元，韩国也是对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中新世纪以来的投资占近70%（见表3）。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近10%，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吸引了包括韩国公司在内的世界各国公司踊跃到中国投资发展。 中国市场的未来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华东和华南地区，更成为韩国公司的最理想的投资场所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国内消费市场持续扩大，韩国公司在扩大出口加工型投资外，加大了针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拓力度，所以近来韩国对中国出口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明显增加。虽然当前中国公司在韩国投资不是很热，但是随着两国FTA的建立，中国公司对韩国投资可望逐步增加。而韩国的大公司集团因决策迅速，行动快捷，在开拓亚洲及中国市场方面获得成功。 其次，韩国公司生产的商品适销对路、物美价廉，如在中国主要生产小型车，现代汽车企业2017年与北京市合作，生产“北京现代”牌轿车，基本垄断了北京出租车市场。韩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为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提供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
2017年11月份以来，中韩两国开始进行的FTA探讨，当前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两国继续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态度已经表明，所以也成为促进两国经贸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中韩建立FTA的可行性略论
中韩建交20年来，两国经贸合作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快速发展。因此也有议论说：“中韩之间经贸发展如此之快，没有必需再建立FTA 关系了。”这是缺乏长远观点的短视行为，中韩两国经贸合作虽然获得快速发展，但是经济上的互补优势并未全部发挥出来。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增长潜力的释放，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要与中国建立FTA 关系，如果中韩不建立FTA 关系，或者晚几年再建立FTA，中韩经贸合作一定会受到很大作用，贸易额很可能下降。中韩需加快FTA 建设的紧迫感，这更利于促进两国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也更利于韩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
首先，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增加将挤占韩国商品在中国大陆市场的份额。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ECFA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已经开始实施，大大地促进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以及对大陆的出口商品结构与韩国对中国的商品结构相似，在中韩尚未建立FTA 的情况下，台湾商品对大陆出口将迅速增加，有可能挤占韩国商品在中国大陆市场所占份额，作用韩国商品对中国出口的增长。
其次，日本也在加快与中国建立FTA，使得韩国不得不加快与中国FTA的建立， 以便赢得市场先机。日本公司与台湾公司的合作，有利于同台湾公司一起开拓大陆市场，而且这些投资合作项目也获得了成功。中韩经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求双方增强相互理解、互谅互让、求大同存小异， 才能加快两国FTA建设。消除中国公司的疑虑：一是中国公司所担心的两国FTA建立后，韩国的石化、钢铁、汽车、机械设备以及精密仪器冲击中国市场。市场混乱对双方都将产生不利作用，所以中韩FTA 建立后，双方都会密切关注对方市场发展变化，积极稳定地扩大出口，不会冲击对方市场 。而且FTA缔结后，有利于中国从韩国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提高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基于上述可行性的略论，双方可在以下几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一）在区域内发展贸易投资合作
为促进中韩经贸发展，应进一步在金融保险、建筑、运输、零售、旅游和医疗、教育服务业等领域深化合作，设立企业法人的股份比例限制和店铺数量限制放宽。对国内地方政府和公司在对方国家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加以鼓励。人员和物流便利化方法的推行以及相互简化出入境手续。如加快沿海城市间的电子口岸标准化的建设，推动海关、检验检疫实行货物的简化通关程序，建立两国电子商务的认证体系、网上支付体系及物流配送体系，进而实现区域内物流通关便利化。
（二）建立中韩产业互动合作区
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黄海沿岸地区与韩国及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互补性强，有着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承接地区内产业转移、高科技输出的双重优势，是最具有建设中韩产业互动合作区条件的区域。此合作区有利于形成中韩优势互补、产业配套协作的利益共同体。可在区域内建立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及海洋综合开发技术为重点的产业基地；以及在中国沿黄海城市设立更多的研发中心，安排更多的节能环保示范项目，加快启动循环经济生态城项目的合作。
（三）建立自由贸易港区
当前中国开放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的特殊区域是保税港区，以形成自由贸易港区为目标。充分依托保税港区， 中国沿黄海地区应整合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和出口加工区， 探究自由贸易港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制度和税收、外汇等其他相关管理制度的创新。
（四）构筑中韩国际化立体交通网络
山东威海市已与韩国仁川开通点对点的整车物流合作，山东的货车可直接装船到韩国港口，再将车开到目的地；此模式可扩大到青岛等条件适宜的沿黄海地区城市。山东省与韩国京畿道、仁川隔海相望，距离最近，在两地间建立高效、低费的国际物流通道和国际集装箱运输系统已成为扩大两国经贸的当务之急。中韩可研讨深化港口的战略合作，加强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威海与釜山、仁川等港口间的合作，在运输组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协同规划，增加港口集装箱运输航线，发展集装箱联运与国际中转、物流配送、邮轮客运等业务。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合资、合作等方式建设沿海港口码头、泊位、航道、仓储等设施。
（五）构建中韩投融资平台
加强两国金融机构的合作，共同推进信用平台和融资平台建设，以便推进中韩经济合作中的重大项目合作、重要资源整合、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沿黄海地区应建立面向韩国的经济金融合作机制，使沿黄海地区成为中韩经济贸易和投资服务中心。其方法如下： 一是推动建立中韩次区域金融信用平台， 加强与韩国金融机构合作在沿黄海地区设立更多的分支机构，完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
二是鼓励出口市场在韩国的公司到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加强中韩证券交易所和中介机构的合作。
三是构建沿黄海区域金融中心。金融机构上取得更大突破如在天津、青岛、大连等城市引进韩外资银行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 提升现有韩国外资银行功能的建立， 中国沿黄海地区外资银行成为聚集度高、离岸金融业务发达的地区。
（六）建立中韩次区域合作探讨机制
在“泛黄海经济技术交流会议”的框架下，由中韩两国专家组成的跨国联合专家小组，探讨中韩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和准则、目标方向、优先领域、机制安排等方面 。通过跨国专家小组的工作，推动中韩政府的决策。
（七）扩大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中韩两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如韩流、汉风的形成，但这种交流与合作的规模和范围与人民的愿望和市场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小说、戏剧、新闻报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民间文艺、说唱艺术、艺术人员等应增加交流与合作。
三、现阶段推进中韩建立FTA的难点略论
现阶段推进中韩建立FTA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中韩两国有不同的经济合作动机
由于中韩两国在经济发展重点和经济政策等方面各有侧重，因此双方经济合作的动机有别。从中国角度来看，希望从韩国引进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还有扩大对韩出口。而韩国则对获取更多的中国市场份额和利用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等方面还有农产品、制造业领域和知识产权、透明性、电子商务等规范领域，以及非关税领域感兴趣。因此引发了在经济合作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合作的规模不大、层次不高以及结构不合理等。从长远看，中韩两国经济合作动机上的冲突，将成为作用双方经济合作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二）中韩经济合作方面政策不够完善
一般来讲，在双边贸易中出现一时不平衡在所难免，但若一方持续逆差却得不到妥善解决，则不利于双边贸易的稳定发展。出现上述问题，除中韩两国贸易结构具有一定异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的贸易政策尤其在对中国产品的市场准入方面存在一定障碍和问题。如对进口中国的商品特别是农产品加征调节关税，利用“特别保护条款”设置“合法”障碍等，直接作用了双边贸易合作。对待双边贸易出现不平衡问题，中方一贯主张以扩大贸易总量、在发展中求平衡的准则来加以解决。韩国应采取积极方法，韩语论文题目，为两国贸易的均衡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三）中韩两国经济合作层次还是较低
总体上看，中韩两国的贸易合作是以原料、初级产品为主，商品结构比较单纯。韩国公司对华投资集中于利润较高、风险较小、回收期间较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基础产业、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投资较少，不利于加速中韩两国产业结构的调节和优化。虽然近几年韩国大公司在中国陆续落实大规模的投资，如三星电子落户西安，但韩国对华的投资大部分还是中小企业，其规模较小、生产分散，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还有中国对韩国的投资刚刚起步，与韩国对华投资尤其是中韩两国经济合作的需要相比还不对相称。此外，中韩两国在资金、金融、科技、产业、劳务等方面的合作规模比较小，合作层次也低，亟待提高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四）韩国对中韩经贸合作前景的忧虑
步入到21世纪，由于韩国经济增长放缓，而中国经济增长却仍然强劲，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因此韩国国内将视线集中在中国经济对韩国经济的威胁上。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决定韩国未来的尖端、高新产业的全方位等特点，因而这些顾虑也在加大。最近，在韩国兴起的多种形态的中国威胁论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中韩两国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竞争。中国在世界市场占有率等总量指标上，已经大大领先于韩国。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中国的占有率超过韩国而剧增，但韩国的占有率并没有下跌。随着将来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展，将会出现威胁韩国在世界市场位置的可能性。
二是制造业空洞化论。尤其是2017年末，中国加入WTO以后，2017年起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剧增，这种中国投资热是与最近国内投资萎缩不振的状况相吻合，造成对制造业空洞化的后果。如果将来这些大型公司或其随同公司对中国投资不断扩大而增加对中国市场的崭新需求，代替这些产业的国内生产，则制造业的空洞化忧虑会成为现实。
三是韩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中国既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又是最大的投资对象，因此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有所上升。
四、中韩FTA 议程中所需的政策支持：以农产品为主
中韩FTA第一阶段协商中，双方就商品分类方式分为一般商品（Normal Track）、敏感（Sensitive Track）、超敏感（Higly Sensitive Track）三种。通过第七次协商结果，以商品数量为准的自由化率（90%）和以进口额为准的自由化率（85%）的一般、敏感商品达成了协议。 其中就属于超敏感商品，韩方重点考虑到将农产品包括在内，这是为了保护韩国农产品领域。
贸易保护的政治属性以及韩国农业保护主义的独特性，使韩国国内存在的农产品保护方式有着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社会排斥将成为未来FTA 框架下中国农产品出口韩国面临最多的农业保护主义难题。传统的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在WTO 多边框架和FTA 双边框架下可以得到解决；但是社会性的排斥情绪和贬抑处理则很难在该框架内得到处理。但是因为韩国是 “国以农为本”的传统的农业国家，并且农产品会直接作用到国家安全与国民健康，因此韩国人对“农”具有特别的情绪以及重视。通过之前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至韩美FTA时，在韩国造起了大规模的农民示威这一事件，便可以看出“农”已成为一个极受重视的社会性问题。 在全球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下，中国应该考虑到中国农产品进军韩国要面对的是远比市场规则更为复杂的竞争环境。由于大多数中国农产品经营公司属于民营性质，它们无法像大型国有公司那样有效利用政府资源谋取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国家如何向它们提供有效支持就变成了目前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同时，中国农产品固有的品牌劣势以及前一段爆发的食品安全风波都使中国农产品在韩国社会受到歧视待遇的风险加大。中国政府和农产品出口、加工公司需要预防贸易中的具体问题在特定环境中转化为社会事件的可能，在FTA 谈判中也要对更严格的执法、“选择性执法”以及“差别对待”等问题做好商榷的准备。
第二，经济民族主义的作用也是我们在研讨韩国农业保护主义问题时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中国公司在韩国社会面临的社会排斥还有一种属于具体问题层面的，这种排斥源于中国公司不适应所在国文化、社会传统或具体方法不当。中国成为韩国第一大农业进口来源地已经证明中国农业公司群体能够经受韩国严格的卫生、质量检验等标准，但是在国外市场生存所必需的品牌塑造和信誉培养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为此，中国中小型公司规避海外风险的最好途径就是实现角色转换，由“合格的产品/服务提供者”变成“社会的建设者”，通过服务于所在国实现扎根所在国的目标。但中国农产品对韩国出口的近况是虽然出口规模巨大，但是中国农业部门整体而言分布领域广、资本力量薄弱、对韩国社情了解甚少、注重生产而不关心消费群体的心理略论，这种缺陷也是难以在短期内纠正的。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将整合对韩出口部门当做一项重要的经济职能承担起来。
当前中国农业出口部门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深入韩国社会的意愿，缺乏长期扎根韩国的战略远见，也缺乏服务所在国社会的经验。中国经济发展与韩国类似的地方就是政府在指导经济行为方面有很大权威，政府长期作为公司经营总的指导者的形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做好两国FTA 谈判的准备工作，巩固两国农业进出口规模和水平，中国政府应该综合利用中国长期对韩国交往中积累的文化与社会资源，统筹国内社会对韩国交流的不同渠道，依靠政府力量促进农业出口部门逐渐熟悉韩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为中韩农业进出口合作向市场导向方向转化提供条件，同时韩国农产品也有望通过自身努力与国际合作，以此来提高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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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许丽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