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古代汉文小说 “预叙”与中韩文化融合[韩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韩语论文 责任编辑:金一助教
更新时间: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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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在汉语文化圈，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在叙事艺术、思想主旨等方面都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很多模仿和借鉴。汉文小说中的预叙（闪前）叙事模式，常常借助梦境预示、仙道佛僧预言、近亲魂魄预示和禽鸟动物预言等结构模式展现。预叙模式与叙事特点的外结构对应衔接，以及汉文小说包孕的深层文化精神，都表现出同中国儒道释理念的深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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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韩国古代汉文小说；爱情家庭类；预叙；中国传统理念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2017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武侠小说母题探讨”（L12BZW004）
[作者简介] 王立，大连大学语言文学探讨所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探讨方向为主题学、通俗文学，郝哲，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外比较文化探讨基地探讨生。（大连 116044）
韩国古代汉文小说作为世界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略论发现，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明显又千丝万缕的关联。显然，这与中韩两国历史上的频繁交流是分不开的。陈翔华从实证角度胪列了中国古代小说东传：“直至清代末年以前，中韩两国在学术、思想、政治、社会风俗以及宗教等等方面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1]“中国痕迹”易于从韩国汉文小说中找到，而韩国小说探讨学者也承认：“朝鲜时代的小说中，有很多小说的背景都在中国。”[2] 《金鳌新话》在题材、构思、情节、人物、风格、引诗入小说等方面，均借鉴了《剪灯新话》[3]。包括哲学理念上体现出的尊儒，和写作体例上的章回体等等。作为上流社会标签的汉文小说，主要出现于韩国近古时期（1392-1892）的朝鲜朝。“混血儿”身份标志却使得汉文小说处境尴尬，长期未得到韩国探讨者应有重视。而中国学界多只是针对重点篇什略论，本文则主要关注近古汉文爱情家庭类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模式生成的深在理念，特别是“预叙”。一般来说，预叙在西方小说不占主要地位：“预叙远不如回叙（倒叙）那么频繁出现，至少在西方传统中是这样。”[4] 但是恰恰在汉语文化圈里的古代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此中自有中韩两民族思维独特性在。韩国汉文小说的“预叙”艺术，又并非完全“自创”，其较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创作习惯，但事实上又有某些不同。
一、韩国古代汉文小说的叙事时序
文本的叙事时序运行脉络很容易就能被接受者体察到，文本时间的顺序与故事时间的顺序往往不完全吻合，时常存在着某种错位。这种错位现象“可以归之于两种时间性质的不同：文本时间是线性的，而故事时间则是多维性的。”[5] 这源于叙事是叙述者理性思维的展示，而故事更侧重生活现存在的模仿。按照叙事学相关理论，小说文本中常见的叙事时序有正叙、倒叙（闪后）、预叙（闪前）。
韩国古代汉文小说中，正叙，是几乎任何小说文本一种最为常见的叙事时序，由于描写的多一人一事或一人多事，类似于个人传记，更经常采用正叙，即文本时间的顺序和故事时间的顺序相互吻合。林明德主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虽有不少遗漏，但所收录之夥仍可探知基本情况。《崔陟传》、《汉文春香传》、《一乐亭记》等都沿用了传统的正叙模式，如《淑香传》就从淑香五岁时与父母失散写起，其间经历种种磨难，最终家人团聚、寿终正寝，完全按照故事发展前后时间顺序叙述。
倒叙，“指在文本中讲述了后发生的事件之后叙述一个故事事件。”[6]尽管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大多采用正叙作为整篇著作结构模式，倒叙不很常见，孙慧欣《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朝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一书在梦游录系列中只找到《寿圣宫梦游录》一篇采用倒叙措施。而小说文本某些情节（或人物身世）介绍中体现出倒叙特点的还有很多，如《彰善感义录》：
侍郎将归，向公谓曰：“弟蒙令兄厚恩，使两女得属令郎，至愿毕矣。然道途悠远，消息未易，且可早定婚期，而欲得令郎之信物，归传于两女也。”公答曰：“儿子今方十二岁，从今三年后，弟若无故，则当率儿子亲往山东，涓吉行礼矣。 ”[7]114
初，尹侍郎仕于皇都，与南御史比邻相善，两公皆无子，相以为忧。尹公为应天府尹时，夫人赵氏
梦双玉坠怀，自此有娠。月满，生一女一男……是年，南公夫人韩氏亦梦事奇异，因娠。月满，而生一
女……一日，夫人与小姐玩花于园中，忽然侍婢春莺入告曰：“夫人好积善，适有西蜀尼姑持卷子而来，
小婢敢告之。” [7]121
在第3回“回棹青城山 招魂洞庭湖”，讲述尹南二小姐出场以解悬念，“初”字开篇，就已说明此处叙述并非延续第1、2回的时间顺序叙述，而是将故事时序颠倒后采取的倒叙模式。
对中国古代包括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而言，相关叙事模式形成较早。主要是史传文学作用，直至现代小说创作中仍有史性建构痕迹在。不少探讨者体会到人物传记的叙事模式，主要承领司马迁《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近期仍有此论：“结构上往往采用一人一代记的形式，有时候只写他的生活片断也大体上交代他的一生，而且还得有头有尾，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人物一出现就要交代他的姓名、籍贯、出身、年龄等，最后还要交代他的结局。”[8]如《项羽本纪》等的正叙、倒叙、夹叙以及平行叙事，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也不过是其翻版罢了。这在后来的章回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明清小说批评家们早有论断。可以肯定，中国传统小说的种种模版和基本架构，一定程度上直接作用着韩国汉文小说叙事模式生成。
至于“预叙”，热奈特的观点是：“提前，或时间上的预叙，至少在西方叙述传统中显然比相反的措施少见得多。”[9]显然，这是基于西方小说所提出的一种有些片面的见解，殊不知在汉语文化圈的传统小说中，预叙模式的叙事艺术早已被吾国的小说家们驾轻就熟，成为小说有机构成部分。对汉文小说的“预叙”问题，金宽雄博士论文《韩国古代小说叙述模式探讨》[10]曾有提及，但不充分；孙慧欣论述韩国古代汉文小说的叙事时序时，着重研讨了“梦游录”小说，但关于其中应用的预叙技巧的挖掘尚不够深刻全面；金宽雄《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史略》和汪燕岗《韩国汉文小说探讨》只是概述，预叙手法也未论及。 二、韩国古代汉文小说“预叙”的几种范型
“叙述者提前叙述以后将要发生的事”，这种叙事模式称为“预叙”。里蒙·凯南如是说：“如果在文本中是以c，a，b的次序出现，那么事件c便是预叙的”；“当预叙出现时，它就会使‘接下去将发生什么事情？’这一问题所引起的悬念被另一个悬念所取代，亦即围绕着‘这件事情怎样发生？’的悬念。”[4]83-86胡亚敏称其为“闪前”（预叙），并根据闪前与结尾时间的关系，将闪前划分为外部闪前、内部闪前。外部闪前即 “提前叙述的事件在故事中不会出现……常用来表现人物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担忧，以及对主人公后来的生涯和他的后代的交待等。”[11]。
而根据《韩国汉文小说全集》载录的著作看，预叙往往出现于故事的结尾，交待补充故事发展的趋向。而外部闪前更多地关涉主人公后来的生涯和他的后代的交待上：
《谢氏南征记》：林氏连生三子，曰熊儿、鸾儿、骏儿，皆有父兄之风。刘尚书于穆宗朝为丞相，致太平……其后刘麟儿为兵部尚书、熊为吏部侍郎、鸾为太常卿、骏为户部尚书……谢夫人著女训十二章，续烈女传三卷行于世，且教诲四妇王氏、杨氏、杜氏、李氏，皆有妇德，克嗣夫人徽音，别有二集书矣。 [7]61-62
《醉游浮碧亭记》：生一日，梦见淡妆女人来告曰：“主母奏于上皇，上皇惜其才，使隶河鼓幕下为从事。上帝勅汝，其可避乎？”生惊觉，命家人沐浴更衣，焚香扫地，铺席于庭，支颐暂卧，奄然而逝，即九月望日也。殡之数日，颜色不变，人以为遇仙尸解云。 [7]91
前者属关于主人公后代的交待，而后者则属对主人公后来的生涯的预叙。诚然，这样的交待式外部闪前（预叙）在汉文小说中多有体现，它不但起到了延伸和拓展故事时空的影响，还能很好地引起读者“期待视野”的探求。这种外部闪前的预叙叙事是孙慧欣所论述到的，而关于文本中预叙的应用就近乎没有触及。
内部闪前，是针对将要发生的事的某种提示，多用于故事开端或者故事发展中关于某一结果的预示性前瞻，从而为即将发生的结果产生呼应和对照。这种方式恰恰能使读者产生强烈的猎奇求证心理，这也与其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借鉴不无关系。众所周知，自先秦两汉的《左传》、《史记》，预叙手法初步形成，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受其泽溉，“预叙”手法如章回小说的“回前诗”、叙事中的“判词”等韵语，也常应用，即毛宗岗所谓“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的传统叙事艺术。论及“梦”叙事时也有如此概括：“梦在小说戏曲的情节构制、心理描写、人物命运结局的暗示，乃至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功能，……”[12]由先秦《左传》、《国语》、《庄子》等到汉代《史记》《汉书》以降到六朝志怪，这几近成为中国史传到早期小说叙事一种普遍性的内在前后勾连的表达形式。唐传奇到宋元明清小说也都将以梦境预示，旁及仙道预言或近亲魂魄来构架故事情节，从而产生奇异的品读效果。韩国作为中国文化的输入国之一，明清时代定期遣派来华使节，许多中国史籍与小说传入朝鲜半岛，小说创作受到了作用也是势所必然，“预叙”模式被有效借鉴亦在情理之中。而韩国古代汉文小说的某些结构思路的类似性是令人惊叹的。
1.梦境预示。“梦境预示”，即人物在梦中关于将要发生之事的某种预示反应：
《谢氏南征记》：是夜（谢氏）孤灯独坐……乃依枕假寐，忽有人自外来曰：“老爷、老夫人召夫人矣……书非真……况新妇自有七年厄运，当南行五千里以避之。” [7]29
《谢氏南征记》：是时林处女（秋英）与母卞氏在家，晓梦篱外火光烛天，有兽卧焉。[7]56
《崔陟传》：当是时，玉英在杭州，闻官军陷没，以为陟横死战场无疑也，尽夜哭不绝声，期于必死，水浆不入口。忽于一夕，梦见丈六佛抚顶而言曰：“慎无死，后必有喜。” [7]279
“新妇自有七年厄运，当南行五千里以避之”，“慎无死，后必有喜”等“预言”，既显示人物身份的奇特，也具有很强的宿命意味。这是处理“好人遇难”故事的传统“窠臼”，也可以说“梦境预示”早为中国叙事文学母题。《左传》写晋文公重耳梦楚王伏在自己身上吸脑汁，战前焦虑，被子犯解释为楚王服罪，果然楚败晋胜。传播到韩国的如《三国演义》第77回写玄德失眠神迷中见关公于灯影下往来躲避，惊问其故，关公泣告：愿兄起兵以雪弟恨！果然遇害。不同于中国小说“梦境预示”的含蓄和晦涩，韩国汉文小说“梦境预示”往往显得更为直接明了，其直接在梦中预叙了小说中将要发生之事，往往少了些许暗示性的意味，而是更为直接、迫切地试图引导读者期待“这件事怎样发生？”这样的悬念意味更加突出，似乎也考虑到照顾读者有限的接受能力。
2.仙道佛僧预言。此在韩国古代汉文小说中更屡见不鲜，也是当时韩国特殊文化背景使然。李朝时尽管将儒教定为国教，但对佛教的排斥方法不再十分严厉，而道教在韩国历史上始终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教团或教理体系，但其因与广大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虽遭排斥，仍以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形式继续流传下去，深入到民间生活习俗之中。”[13]因此韩国小说出现的仙道佛僧形象，常带有特殊含义，这类角色亦多预言：
《彰善感义录》：杜夫人闻此言，良久思之曰：“雨花庵僧妙喜戒行甚高，兼有眼力，四五年前谓余曰：‘新城县谢家小姐非世间人也。’” [7]4
《彰善感义录》：俄而有一介青妆仙娥左手持白玉杯，右手持玛瑙小瓶，翻然至前曰：“妾受命于湘君娘娘灵旨，奉慰于花相公夫人。夫人以前生业冤，虽有一时厄运，十年之后当与父母相逢，永乐无穷。……夫人一饮此，则数日不食，神气无惫矣。” [7]124
《彰善感义录》：仙公笑曰：“吾之尘缘无几，后会难得。而吾以孙儿托于花元帅，公之报我亦已厚
矣。……天机不可泄。而吾之一子玮，在江南之松江，距今三年后当生贵子。而初年必有危厄，非花元
帅莫可救也。” [7]205
《汉文春香传》：适有一盲人曳杖而过，忙呼月桂邀而来焉，乃近村卜者许盲也，以阴阳卜术擅名 于当时……一厄落眉，三木致身，滞囚有月，出世无期，百尔思之，有死无奈。忽然夜梦行到一处，万
树千树李花开，忽然狂风乱落于地上，吾撷裳而拾之。又倚窗把镜，洗脸调脂，翻然而堕，韩语论文范文，铿然而破。
又于门上有一草偶人，其形如魍魉，惊而觉之……许盲曰：“不出几日，必有好事，更勿他虑，谨保残
喘。” [7]248
仙道佛僧预言式的内部闪前，对人物境遇、命运预期，特别是情节走向都具有引导影响，其在故事情节编排中的频率也大大超出梦境、近亲魂魄预示。除了与当时宗教制度开放性有关，也离不开取法中国小说。诸如中国道教神祇吕洞宾、佛教观世音，以及俚俗化的济颠（周颠）等早已昭示这类仙道（佛）人物预示母题，如明代《型世言》写周颠预料改元称帝的陈友谅能活两月，朱元璋必胜：“天地以正气生圣贤豪杰，余气生仙释之流。释不在念佛看经，仙岂在烧丹弄火？但释家慈悲度人，要以身入世。仙家清净自守，要以身出世……”[14] 袁无涯本《水浒传》第93回叙述征田虎时李逵梦秀士告知：要夷田虎族，须谐琼矢镞；而这位得飞石术神授的少女琼英，梦中确得没羽箭张清传授，他们又被提示有宿世姻缘[15]。《红楼梦》开篇一僧一道也点化俗世之辈时，宣布某种必将应验的预言，等等。
3.近亲魂魄预示。近亲魂魄预示在爱情家庭类小说中出现，足以显示出宗法制社会中的祖先崇拜对叙事文学的作用。古代中国鬼灵与现世沟通常为显形、附体、转世等方式，而前来提供信息的多为当事人父、祖。如《史记·赵世家》写先祖赵盾梦“叔带持要而哭……”预示着“绝而后好”。而明清小说这类父祖出面的预叙，则较为罕见。然而却在韩国汉文小说中，大行其是，尤以《谢氏南征记》、《彰善感义录》等家庭类小说体现得最为饱满，它们似乎更加讲究以“孝”的亲情纽带为核心的“正人伦”的教化功能。父祖恩情如此，晚辈更当何如？因此近亲（尤以父母）魂魄预示最能彰显出小说体现出的伦理价值之所在：
《谢氏南征记》：是夜（谢氏）孤灯独坐……乃依枕假寐，忽有人自外来曰：“老爷、老夫人召夫人矣……书非真……况新妇自有七年厄运，当南行五千里以避之。” [7]29
《彰善感义录》：一日之夜，宛然来坐于灯前，曰：“大厄至矣！”翰林惊号欲扶之；已不可见矣。[7]156
《彰善感义录》：（沈氏）近者数梦先公，以和颜面笑殷勤慰余曰：“始恶而终善，犹胜于始善而终恶也，今以佳儿佳妇托君，永享晚福，好以自爱也。”[7]187
4.禽鸟动物预言。这些动物形象，多表现为应用鸣音体现某种神秘力量，或多或少被伦理化为具备人的情感意识：
《彰善感义录》：“忽有丹尾灵鹊，痱自殿庭业竹间来坐，仰首噪噪，如有所语。” [8]199
《淑香传》：“黄犬亦随在傍，低头近前，声极凄楚，以足画地完成文字，淑香观其文，有曰：‘我本天台麻姑所乘青狮，而乘主公之命来侍娘子，期限已满，今将辞别。而自兹以后，娘子所欲，事皆亨昌，莫不如意。’” [7]322
灵鹊“仰首噪噪，如有所语”，黄犬“画地成文”，而此后娘子“事皆亨昌，莫不如意”，均提示后文结果。此处动物形象多沾染了仙道色彩及“鹊报喜，鸦报凶”的民俗信仰，还有的还属受南亚传译佛经作用的“闻音预见”母题衍生物，且同前述第二种情形结合。中古佛经与葛洪《抱朴子》就以动物鸣音进行“预叙”，《聊斋志异·鸟语》称某道士能辨析鸟语，而被贪官延为门客后却因此被怀疑借机讽刺[16]。
从预叙手法功能略论，尽管其多是作为只言片语、寥寥几行文字，但在小说文本整体构架中的影响却不容小觑，除了让读者关注于事情将怎么样发生之外，不少“预叙”在文中还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或人物命运的转折性影响。如《汉文春香传》载许盲预言，不出几日必有好事，更勿他屡，谨保残喘。正是因为许盲的神秘预言，春香才得以保命，才有了后来的大团圆结局。
不难看出，韩国古代汉文小说中的闪前比起中国古代小说，的确显得更为直接，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几乎合盘托出，缺少了含蓄蕴藉的暗示性，使读者更多专注于故事预言的如何发生。清人李绂《秋山论文》明确称：“暗叙者，事未至而逆揭于前。”[17]这里的暗叙当即西方叙事学中的预叙叙事，近期仍有论著强调：“暗叙形式亦有多种，可以是梦境，也可以借占卜、命相、灾祥或其他奇异之事表现，还可以借故事人物之口说出……以卜筮、相面、灾异之事等形式展开预叙，在早期史传叙事中颇多见。”[18]显然，按照这种分类方式，在韩国古代汉文小说中均不难找到对应。如《彰善感义录》中僧尼的命相术，郭仙公的预言；《汉文春香传》中许盲的阴阳卜术等等。无疑，韩国汉文小说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小说“预叙”资源有重要关联。
三、汉文小说与中国传统精神的关联
通观现存中国传统小说和韩国汉文小说，“预叙”结构模式并非不常见的叙事艺术。其有愈来愈受到重视的趋势，不仅仅因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崛起，以及叙事学理论作用，而更多的源于叙事传统和民族性，特别是其生成的哲学理念。据上论“预叙”四种模式，可从四方面略论。
首先，“梦境预示”所关涉的梦幻观念。中国一直有崇梦信仰，先秦《左传》梦境叙事就构成其“预叙”组成部分之一：“其梦几乎全是用来预见的，只不过多要靠巫史释梦。”[19]韩国汉文小说既借鉴了中国史传笔法，其中 “梦境预示”作用自不可免。尽管梦作为人类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存在，由于中韩两国历史上特殊的交流关系，这种梦境预示功能在中韩古代汉文小说中就有较多相通处，如“梦感而孕”可谓惯常性模式，梦作为荣格说的“向前展望的功能……是在潜意识中对未来成就的预测和期待，是某种预演、某种蓝图，或实现匆匆拟就的计划，它的象征性内容有时会勾划出某种冲突的解决”[20]，相关于西方社会科学梦剖析的具体入微，汉文化圈对于梦的理解和诠释更偏重于强调某种神秘言说必验的权威力量。
其次，“仙道佛僧预言”关涉的宗教信仰。“预叙”手法中佛道因素比比皆是。僧、佛、尼和“仙娥”、“仙公”等预言或预示，几乎构成其中预叙模式的大部分。成为文本佛道思想的重要体现。明代以来儒、道、佛三教合流，而韩国汉文小说中也可看出其宗教性指向趋于边界模糊。一方面，韩国佛家思想主要接受的是“中国化”佛教作用，朝鲜朝时期并未对佛教采取严厉压制，如佛教因果报应。果报思想是佛教教义中最根本、核心的教义理论，由于其巨大的心理震慑影响，在民众接受心理中也反应很大，金佛现于梦中，僧尼助主人公一臂之力等，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深入人心；另一方面，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对韩国作用更明显。道教在中国多与文人企盼长生等理想追求相联系，然而道教神仙意象似乎在韩国爱情家庭类小说中并未承载那么多的文化重量，《彰善感义录》写郭仙公、湘君娘娘、青妆仙娥等表现出的并非只是主人公对仙界生活的向往，抑或游仙诗般的长生渴求，而恰恰在人物设置上起到了与佛教意象相同的功能，不断地对落难好人施加援手，而相对淡化了宗教色彩的玄虚。而佛教僧尼角色又在小说中也担当起了命相占卜的职能，尼姑清远在携观音像代求姻缘时“注目见小姐良久，忽愕然变色。” [7]122无形当中增加了其功能型人物的类型化倾向。这也可以理解为对释道二教的一种再解构。 第三，是由“近亲魂魄预示”所关涉的儒家伦理观念。自李朝把儒教思想定为国教后，儒家的伦理道德更是被李朝视为治国圭臬，“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父为子纲”等也随之普及。韩国汉文爱情家庭类小说特别是《彰善感义录》、《谢氏南征记》等主旨，都是维护儒家纲常伦理。“近亲魂魄预示”（尤以父母为重）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宗法社会中“父母在上”的儒家伦理，只不过这种现实秩序体现出“冥罚”的支配影响，冥间了解因果缘由的亡亲，甚至如周清原《西湖二集》中的忠臣祖统制，也在提醒百姓如何解除瘟疫，代除毒虫，这种特殊的超越幽明两界的预叙，也早为东邻汉文小说阳间人物命运叙事提供了传奇性的诠释[21]。
第四，动物特别是“鸟占”是万物有灵的体现。崔吉城认为韩国人对鸟鸣颇敏感：“把它当作如人类的语言、类似断续的诗歌一般来认识。由此可见切身体会到哭泣和诗歌之间的民间智慧，就像乡下女人对鸟鸣有各种有趣的解释那样。韩国人对于鸟鸣的认识有各种象征性意义。”“韩国人对喜鹊叫声印象良好，尤其早晨听到喜鹊叫便说有客来，是吉兆。占卜书上往往写道：‘遇好人，运气佳’，可见韩国人有乐于会见他人的性格。喜鹊叫给人带来美好一天来临的期待感。喜鹊作为吉祥鸟。甚至具备了国鸟的地位。相反，韩国人对乌鸦极为厌恶，一听到乌鸦叫便感到不吉利。”[22]其实，这哪里只是韩国人专利，古代中国早普遍有“鹊鸣喜，鸦鸣凶”之说。鸟能预见也是一种带有世界性的原始观念。在希腊文里，“鸟”这个词兼有“预言”与“天之信息”义；伊斯兰教里鸟是天使象征。《古兰经》说鸡冠鸟是所罗门和示巴女王之间的信使，鸟语为“天使的语言”[23]。可以认为世界各地，领会天使传递的语言最普遍的方式便是鸟占，《朱子语类》也用贾谊《鹏鸟赋》野鸟入宅主人不祥来解释《易》的“飞鸟遗之音”[24]，以鸟鸣为某一事件预兆。而由汉文小说中“预叙”中的“禽鸟动物”预言模式看，韩国小说叙事对中国民俗文化认同的痕迹十分明显。
预见，是各民族都十分重视的人类智慧表现。作为东亚汉语文化圈中的韩国，其古代汉文小说在叙事技巧、主题思想等方面都对中国古代小说予以借鉴和吸收。不应忽视，韩国汉文小说在借鉴“预叙”等叙事措施上仍属略显生硬的情形，而爱情家庭类小说主旨也基本上不离对传统道德说教性的凸显与张扬。“汉字”虽为李朝社会上层接受应用，甚至是某种特殊身份的标志，但毕竟非本民族语言，其社会伦理精神在“汉字转译”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某些错位与变异，此为叙事措施稍显为“隔”的根本原因。而李朝创发推广“谚文”正是一个很好的明证，也说明历史上有识之士的远见卓识，关注到叙事文学与民族独立精神互动升华的社会整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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