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7年3月发生韩国“天安舰”事件，以及同年11月发生延坪岛炮击事件后，中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但在应对后“天安舰”事件过程中，中韩两国发生了严重的外交矛盾。韩国认为，“天安舰”事件是中韩关系发展的分水岭，并展开了重新评价对华政策的讨论。李明博政府部分接受了讨论的结果，并进行了局部调整，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转变对中国的认识。 关键词 “天安舰”事件 中韩关系 对朝政策 2017年3月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黄海)发生“天安舰”事件之后，同年11月又发生了延坪岛炮击事件。尽管两起事件均发生在朝韩之间，但却牵动了各方，尤其是中国和美国的利益。事件发生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防止事态恶化，但却在韩国引发了一场重新审视中韩关系的争论。 中国在“天安舰”事件解决过程中的应对 2017年3月26日在黄海海域发生的“天安舰”沉没事件立即促使韩国全面提升军事应对态势。随着韩国逐渐将事件背后的主谋瞄准朝鲜，朝韩关系急转直下。在朝韩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韩国以韩美合作为主轴，全面采取对朝强硬方法，致使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形成了新的紧张局面。 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但突如其来的“天安舰”事件使中国推动六方会谈重启的努力更加艰难，迫使中国既要考虑维护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也要考虑朝鲜的战略安全价值，从而严峻考验着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 在此情况下，中国不得不慎重应对“天安舰”事件的后续局势。这从中国外交部几乎在时隔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发表中立性的官方立场中可见一斑。中国还邀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于当年5月3日访华，其目的是稳住朝鲜半岛局势，将“天安舰”事件控制在朝韩之间，并使其不作用六方会谈重启。 尽管金正日访华表达了和平愿望和重启六方会谈的意志，但朝鲜半岛局势并未因此有所降温。韩国政府于5月20日公布调查结果称，“天安舰”系遭受朝鲜小型潜水艇实施的鱼雷攻击而沉没，并于5月24日公布一系列对朝制裁方法，包括举行韩美军演和计划将事件提交给联合国等。美日等国也纷纷发表谴责声明和制裁方法。朝鲜一方面主张自己清白，另一方面威胁将目前状态视为战争局面。朝鲜半岛局势顿时进入新的紧张局面。 面对此种局势，中国开始利用双边和多边舞台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在随后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韩六方会谈团长会、中韩首脑会谈、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和中日首脑会谈中，韩语论文题目，中国一直强调应通过外交解决问题，重启六方会谈，同时声称不偏袒任何一方，反对任何破坏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但在事件调查结果问题上中国一直采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这使原本对中国抱有很大期待的韩国感到相当失望。 与此同时，韩语论文题目，韩国已经在开展一场国际协调行动，以争取在联合国通过制裁朝鲜的议案。但为了照顾朝鲜，中国联合立场相似的俄罗斯提出反对意见，致使韩国在联合国打压朝鲜的努力也未能如愿以偿。联合国于7月9日发表了一份没有约束力的《主席声明》，且主席声明中也没有明确指称“天安舰”事件的始作俑者到底是哪一方。 在联合国发表声明前后，韩美计划在黄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问题占据了舆论的中心。不仅中国半官方媒体连篇累牍报道韩美军演，中国军方人士也直接站出来表明立场。解放军甚至对外公开了同一时期在东海和黄海举行的军演，并高调进行宣传。这些罕见的举动显然是为了向韩美发出警告信号。最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终于于2017年7月8日正式表态，反对韩美在黄海搞军演。随着韩美系列军演的展开，“天安舰”事件逐渐演变成了中美之间的博弈，中韩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翻越高点，并开始出现重启六方会谈氛围之际，朝鲜却以韩国首先挑衅为由于2017年11月23日向韩国的延坪岛实施大规模炮击，造成韩方4人死亡，多处民房被毁。韩国随即予以还击，并再次举行韩美联合军演进行警告，致使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又一次紧张起来。 延坪岛事件后，中国再次展开了外交努力，并派国务委员戴秉国访问韩国，但中国对待延坪岛事件的态度再次给韩国以中国庇护朝鲜的印象。由于韩国的期待落空，戴秉国访韩之后，中韩关系反而变得更加尴尬。 韩国在如何认识中韩矛盾上的争论 在“天安舰”问题解决过程中，中韩之间产生严重分歧和对立是不争的事实。但在略论为何两国产生矛盾方面，韩国国内却产生展开了争论。一部分人将主要原因归咎于中国，暂且将其称为“外因派”；另一部分人认为韩国自己需要反省，也就是所谓的“内因派”。 (1)外因派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将韩国视为战略伙伴，从头至尾没有正式承认韩国政府对“天安舰”事件的调查结果。据说，在此过程中，中国还拒绝时任韩国驻华大使柳佑益要向中方说明“天安舰”事件真相的要求。李明博总统2017年4月30日对上海进行了为期2天的访问，但中国却对李明博只字未提金正日三天后访华一事。很多韩国人对中国接受金正日此时访华感到遗憾，甚至愤慨。 不仅中国政府如此，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中国媒体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和系列报道也都站在朝鲜一边，完全没有把韩国人的感情放在眼里。有略论称，《环球时报》从当年的3月26日至9月3日共有241篇有关“天安舰”的报道，其中引用韩国媒体的部分80％都是负面的，从而导致该报8月初实施的一次问卷调查中，有超过93％的网民主张应打压韩国。 外因派认为，中国在“天安舰”解决过程中的态度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采取的态度。在天安舰和延坪岛问题上，中国不仅没有规劝朝鲜中断边缘战术，而且主张举行六方会谈，反映出中国领导层在外交上备受诟病的优柔寡断和过分的不干涉主义。 (2)内因派则认为，韩国对中国缺乏了解、20世纪的对华思维、美国一边倒的解决战略等导致了中韩矛盾的产生。因此，在指责中国外交之前首要认真反思韩国的对华外交有无问题。韩国对华外交的最大失误是过于小看中国，因为韩国至今仍沿用1992年建交之初时的视角来评价中国。 在六方会谈等朝鲜问题上，韩国以为只要韩国进行说服，中国就会与韩国保持步调一致。李明博政府此前提出六方会谈无用论，后来又想通过“无核、开放、三千政策”和“大交易方案”(Grand Bargain)获得朝核问题的主导权。再加上韩国忽视中朝密切的纽带关系，提议韩美中三国就朝鲜剧变问题举行战略对话，中国没有理由对这样的韩国顺从。 “天安舰”事件之前，韩国政府一直认为只有美国才能调动中国，所以只要加强韩美同盟，中国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也就是说，李明博政府的美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直接导致了韩国对华外交的失败。尽管内因论者认为韩美同盟应该为中韩矛盾负部分责任，但却不否化韩美同盟本身，而是认为强化同盟的方式有问题。因为李明博政府在推进韩美同盟过程中将重点放在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主义等共同价值观方面，但在中国看来，韩国似乎在积极参与美国牵制中国的努力，这自然让中国无法容忍。 内因派主张，中国是一个大国，韩国理应学会换位思考来理解中国。作为朝鲜盟国的中国显然很难在朝鲜强烈否认的“天安舰”问题上站在韩国一边，延坪岛事件也一样，正如美国总是站在韩国一边。因此，不能就此认为主张朝韩对话的中国否定了国际规范。因为国家利益总是先于国际规范，韩国总是在道德上要求中国负起大国责任、要讲信用等只能损害中韩关系。 此外，李明博政府完全排挤前任政府构筑起来的与中国主要人士之间的关系网，而将拥护李明博政府政策的保守人士放在对华外交的一线。在“天安舰”事件发生前后，李明博政府的外交班子中找不到一位了解中国的外交官，开创了对华外交门外汉时代。 (3)也有部分观点从中韩双边关系的角度来解读两国关系的恶化。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在建交后的近20年中，中韩关系只注重量的增长，而疏忽了发展有实质内容的结构关系。在没有形成信赖基础的情况下，李明博政府上台后调整对朝政策并强化韩美同盟，刺激了中国对韩国的战略不信任和警惕心理，进而形成了战略沟通困难。在此情况下，韩国在处理对华外交时抓住“天安舰”事件不放，从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在“天安舰”之后对韩美军演采取的强硬态度也并非针对韩国，而主要起因于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自我身份意识的提高，在经济领域发言权的加强，对美国对华包围的战略不信赖，以及中国在东亚地区崛起等因素。 这种观点也可以解释为，韩国未能准确认识崛起的中国，未能及时把握东北亚势力的结构性变化。这种看法显然与内因派的主张存在相通之处。因此，无论是内因派还是外因派，都认为“天安舰”事件是略论中韩关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韩国需要克服中韩在“天安舰”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并借此机会重新认识中国，制定出符合现实的对华政策。 韩国对未来中韩关系的思考 韩国国内在认识和略论中国崛起时主要存在两大派别，即现实主义悲观论和自由主义乐观论。而从前述外因派和内因派对中韩外交矛盾的略论来看，这两派的观点基本上分别与现实主义悲观论和自由主义乐观论相一致。 (1)现实主义悲观论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对朝鲜半岛产生负面作用。在此认识前提下，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将试图在朝鲜半岛扩大作用力。换句话说，中美之间的势力转移将在朝鲜半岛成为现实。自由主义乐观论者则认为，尽管中美之间可能发生势力转移，但中国短期内不会对美国主导的秩序感到不满，而是发挥政治手腕合理地、和平地实现权势转移。中国的这种对外战略反映到朝鲜半岛政策中会给朝鲜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而中韩之间在经济和社会文化交流方面的爆炸性扩大也将成为两国政治合作的基础。 尽管两方的观点基本对立，但都不否认中韩自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双边关系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迅猛发展。不过，在“天安舰”事件之前，悲观论和乐观论两方对中韩战略伙伴关系的认识却大不相同。悲观论者以为，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关系发展的现实，是发展未来中韩关系的基础，所以中韩应该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包括朝鲜剧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但乐观论者认为，与其说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中韩关系自然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出于对韩美同盟和未来韩国的战略判断。 由于双方的判断不同，中韩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以后，两国不仅未能在战略问题上达成共识，反而在战略问题上深化了矛盾。“天安舰”事件则将两国的认识分歧和矛盾推向了顶点，促使两派重新思考应如何发展未来的中韩关系。 (2)在现实主义悲观论者(外因派)看来，“天安舰”事件验证了他们早先的看法。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口头上声称推行“等距离外交”，但“天安舰”事件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在安全和军事方面仍然偏重朝鲜，甚至是庇护朝鲜。在朝鲜半岛开始统一进程时，中国可能会重演在“天安舰”事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这将导致中韩之间在今后可能发生的朝鲜崩溃问题上难以合作。而中国警告韩国不要将美国航母拉到军演中去，这可能只是开始，中国今后会质疑驻韩美军的存在，这将威胁韩国未来的生存。中国还可能利用经济为杠杆来弱化美国对韩国的作用力。悲观论者认为，韩国需要打破对中国的幻想，要想办法让中国发生变化以满足韩国的利益。也就是说，需要寻找措施迫使中国调整认识和政策性倾向与目标，进而主动接近韩国，而不是韩国主动对中国采取积极的政策调整。因此，悲观论者的典型应对战略是，韩国应强化韩美同盟，积极抵消或限制中国对朝鲜半岛扩大作用力。他们认为，对韩国的安全和统一来说，中国在可见的未来代替不了美国。韩国需要继续和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要寻找让中美两国都想和韩国建立伙伴关系的方案。韩国加强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就能提升韩国在中国眼中的地位和价值，而同韩国中国扩大合作时，也更加能获得美国的认可。 此外，为了应对中美两强局面，韩国可以考虑组建小型多边机制，如韩美日、韩日澳、韩中美、韩印度澳日印尼等，或构建新的安全结构，增加自身的作用力。总之，悲观论者在反思中韩关系时并不是从中韩双边关系的角度考虑措施，而是通过向第三方借力的方式寻求制衡中国。 (3)自由主义乐观论者(内因派)认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不是两国继续发展关系的现实基础，而是两国发展关系的理想方向。也就是说，双方今后都需要为此进行新的努力。 乐观论者认为，中韩矛盾主要是韩国，自身认识中国不足所致，所以要从韩国自身的变化来寻找改善之策。考虑到随着中国崛起导致中韩关系的非对称性进一步深化，中韩之间也尚未形成与战略关系相称的战略共识和相应的信赖基础，所以韩国有必要从基础开始重新强化与中国的关系。在朝鲜半岛政策方面，中国一直对朝韩推行均衡外交，这对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由于中韩关系恶化的最主要原因是朝鲜问题，所以韩国要重点改善韩朝关系，如积极支持重启六方会谈，这才是打开中韩关系新天地的最佳选择。乐观论认为，中韩贸易额已经超过韩美、韩日贸易额的总和，韩国的未来显然在中国身上。韩国必须与中国建立更加牢固的关系。为此，韩国就要推行均衡的实用外交，韩美日三角反华同盟解决不了韩国面临的问题。因为只有中美、中日关系都好，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才有保障。 最重要的是，韩国对华、对美关系深受东北亚国际政治结构变化与政治经济、安全情况相结合的复杂局面的作用。尤其是，在中美两国关系日益紧密和相互合作的时代，韩国的外交如果继续以冷战时代的二分法思维开展一边倒外交政策，其代价将相当高。不仅在外交和经济领域是这样，在安全方面也难以通过一边倒外交解决任何问题。因此，韩国对华政策需要在“联美通中”－“联美和中”－“联美联中”的战略延长线上进行选择，而最理想的就是后面的模式。 对华政策的局部性修补 无论是韩国学者、媒体，还是韩国政府都非常清楚，中美两国对韩国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如何做到两者兼得，却并非易事。在“天安舰”事件之后的讨论过程中，李明博政府部分接受了双方的主张，并作了一些外交政策上的调整。 首先，李明博政府接受了现实主义悲观论者的主张，选择了进一步提升韩美关系。如，韩美于2017年7月首次举行了“2/2”会议(外长和防长)。这不仅意味着同盟关系得以加强，也意味着拉开了中美在东北亚直接对峙和发生冲突的时代帷幕。韩美还在李明博总统2017年10月访美后发表的声明中明确称韩美同盟是韩国的头号安全支柱。在李明博访美期间，美国最终批准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意味着两国关系从传统的军事同盟进一步扩展到了经济同盟。 其次，李明博政府也部分接受了自由主义乐观派的部分主张，加强了韩国政府层面上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和略论能力。例如，韩国官方智囊机构“外交安全探讨院”于2017年底成立了“中国探讨中心”，而此前负责中国探讨的只有1人。韩国外交部则在2017年初组建了中国局势略论和监测小组。李明博还任命韩国驻华公使全在万名为国家情报院第一次长，韩国媒体称全在万为“中国通”。 再次，韩国在对朝政策和六方会谈问题上的态度有所缓和。虽然李明博政府微调对朝政策主要出于国内需要，但随着中朝关系、朝俄关系日趋密切，韩国认识到没有中国的支持，韩国也很难在朝鲜问题上取得具体进展。因此，韩国支持六方会谈本身就在客观上起到了改善中韩关系的影响。 总体来看，李明博政府仍然秉承着韩美同盟优先，中韩关系从属的基本外交路线。这一方面是因为李明博总统本人及决策层根深蒂固的亲美和惧华意识，另一方面则是李明博政府希望通过紧密的韩美关系迫使中国主动接近韩国，即所谓“远交近攻”。李明博政府任期行将结束，但在韩国外交继续对美一边倒的情况下，韩国国内有关对华政策的政策的争论就不会结束。对韩国来说，如何均衡处理韩美同盟关系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长期的课题。 (责任编辑：张业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