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服务的集体主义对象性、来源的集体主义流向性、功勋的集体主义归属性、诊治的集体主义逻辑性、借鉴的集体主义现代性等五个方面来看，以中韩医学为代表的东亚传统医学，具有集体主义的当代价值。东方医学之所以生命力顽强，其核心原因就在于其亲民性的特征。东方医学在服务对象的低阶层性、对象经济承受力方面是第三世界穷苦阶层的朋友而是跨国垄断资本的天敌。传统医学的集体主义指向性使得中草药的廉价和来自自然能够保卫第三世界国家穷人，从而能开辟中医中药复兴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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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东亚传统医学；集体主义指向；反资本
以中韩医学为代表的东亚传统医学，在近现代实证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医学的冲击下，颇有自暴自弃的当代集体心理。随着全球关系的发展，各种经济资源被跨国资本所操纵。而医药则更被视为“专利”的智力载体，设置了人群收入的经济门槛，使得全球范围内那些卫生条件较差的群体反而无法获得急需的药物。尽管最贫困的第三世界人群能在悲惨的境遇下获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无国界医生等组织的帮助，但限于资源的稀缺性，这些帮助关于患病人群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2017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该奖项有用西医的标准来给中医药确定方向的嫌疑，但本文仍然认为，由于该奖项明确的象征性意义，可以认为，集体主义的东亚传统医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现有的探讨成果较少地谈及东亚传统医学的这个特点。本文旨在揭示以中韩医学为代表的东亚传统医学集体主义的指向性。
一、服务的集体主义对象性
在中医和韩医的古籍中，无不强调医学的功用是“经世济民”。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中医理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基本形成。被称为医之始祖的《黄帝内经》，主张以医道医德尽显人道品德。人应以内在之“厚德”外化为才学之“载物”。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生活在动荡的东汉末年，此时战乱频发，瘟疫流行，民不聊生。张仲景通过对民众疾病的诊治写就《伤寒杂病论》。唐代“药王”孙思邈秉承道家大慈理念，志存救济，被认为医德最高。明朝后期《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也怀着服务大众的理念而撰书。可以说，延续到今天，“现代中医药是在不断汲取民间中医药滋养的过程中成熟发展起来的，建议开展民间中医特色诊疗技术项目及传承人评选活动，更好地让中医服务人民群众”。朝鲜东医学许浚《东医宝鉴》。2017年7月31日该书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医学作品。韩国文化遗产厅2017年认为，《东医宝鉴》在世界上率先体现出国家对大众提供医疗服务的理念。无论是中医的发展过程，还是《东医宝鉴》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服务逻辑。中医在服务的方式上，以医学家的个体来践行“救世济贫”的理念，以个体服务于集体；而以《东医宝鉴》为标志，体现了政府集纳传统医学精粹服务大众的集体主义逻辑。
二、来源的集体主义流向性
东方传统医学，韩语论文范文，无论是中医，汉医还是韩医，其共同特点是医药典籍带有合成性、整体性。在《内经》、《本草纲目》、《东医宝鉴》等东方传统医学典籍中，更多地体现的是集体的智慧，而所谓的“作者”严格意义上只属于编者。即便是《伤寒杂病论》这样的名作，也带有在集体医学经验进行再次提炼的内涵。据记载，东汉建安年间多次爆发瘟疫，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广泛地借鉴其他医学家的治疗经验，结合个人的经验进行验证和提升，从而形成了《伤寒杂病论》。东方传统医学中那些经典的“个人医学专著”，都来源于民间的病人亲身的体验和尝试。可以说，无论是集体智慧的医药典籍，还是个人色彩明显的作品，无不体现了“来自民众，用于民众”的集体主义流向性。
三、功勋的集体主义归属性
东方传统医学以服务集体为对医学家的一种历史的功勋和荣光。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和朝鲜半岛的史书中记载的尤为明显。例如张仲景，刘知几说“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医说》言：“（张机）在京师为名医，于当时为上手，时人以为扁鹊仓公无以加之也”。正因为张仲景救世的功用，至金代刘完素称其为“亚圣”，逮及很晚的明清更是冠之以“医圣”之名。
除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史书记载外，东亚地区的民众多以不同的方式记载那些对公众福祉有益的医学家。例如扁鹊治愈了大量疑难杂症，因为“扁鹊卢医”用于指代“正统神医”。“杏林”之称谓则是源于医术高明和医德高尚三国时期董奉。“苍生大医”指代医德高尚的医生，缘起唐代药王孙思邈。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写道：“若有疾厄（灾难）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虑吉凶，护措身命。深心凄怆，勿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成苍生大医”。西汉苏耽用井中的泉水泡橘叶来救疾疫的乡邻，活人无数，被后人称道为“橘井泉香”。“杏林春暖”、“悬壶济世”、“橘井泉香”等都是救助民众而由民众口碑代代传承的集体主义历史功勋。
四、诊治的集体主义逻辑性
无论是中医还是韩医，其共同特点是药方的应用。药方是一种固定的经典方，是按照群体的共同特征凝练而成的经验。当然，药方是非常尊重个体异同的。医生会根据个体的异同来辨证诊治。但其前提是具有一个集体主义参照物和依据的“药方”。《后汉书・百官志三》就写到“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在世界文化科技史上，东亚的传统医学是惟一历经三千余年仍能焕发勃勃生机的奇迹。如果没有那些神奇灵妙的药方，东亚的传统医学将黯淡无光，治疗将无从谈起。
除了药方外，传统医学的问诊思维中也渗透着集体主义的逻辑。在医生问诊病人的过程中，会综合病人的病情并将之归入某种症候中，然后根据该症候进行判定、开出药方。而中医、韩医的症候就是一种某种疾病的共性，是一种带有朴素科学分支的诊疗措施。中医的整体观念将人体作为统一性和完整性。辩证论治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略论综合的过程均体现了集体主义的措施逻辑和路径。 五、借鉴的集体主义现代性
东方医学之所以能够长久不息，其生命力可谓是非常顽强，其核心原因就在于其亲民性的特征。中医和韩医的药物原料来自自然界，而不是西药的提炼和加工，其对现代技术的需求是较低的。另外一方面，东方传统医学的学习、探讨和提高又可以从普通大众得以进步，从而使其具有门槛的容易性。正因为如此，东方医学堪称是资本主义化、逐利化的西方医学在服务对象的低阶层性、对象经济承受力的天敌。2017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理由就是来自医药典籍记载并进行现代科技提炼的青蒿素。这项工作最早是缘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集体智慧结晶，该团队1972年就成功提取到了青蒿素的无色结晶体（分子式为C15H22O5）。该药物救治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青蒿素的特点是取材容易，而且青蒿的原草不经加工也可用于治疗疟疾。如《肘后备急方》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n，绞取汁，尽服之”。传统医学中的“柴胡桂姜汤”、“何人饮”、“达原饮”、“截疟散”都是中国古代医家针对疟疾较为常用的药方。当然，传统医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需要进步。但其自身的平民化存在使得全球化资本掌控的绝对性边缘，留下了一个使用和准入门槛较低的空隙，使那些对高昂的知识产权下无法购买的穷困群体获得了一个基本的自助医疗体系。“中医药文化是植根于人民大众的传统文化，中医又是服务人民大众的仁术”。正是有鉴于此，跨国医药公司和垄断医药技术的代理人才竭尽全力地污蔑和贬损东亚传统医学的中医、韩医和汉方。传统医学尽管多有一些非科学的特质，但其非科学的一面被刻意地夸大了。毛泽东很早就指出了中医作为大众医学的基本特点，也指出了中医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的方向。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说到“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的是依靠中医。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我们要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探讨，略论。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事实上，西医在很多时候也在寻求中医药宝库的帮助。除了青蒿素之外，裴正学1974年成功以“兰州方”成功治疗白血病。陈赛娟用砒霜治疗“髓系白血病”荣获国家自然科学特等奖。这些都是中西医结合的良好案例。
现代探讨者也注意到了中医的亲民特点，例如有医学家就认为“坚持中医特色，善于用中医的措施去解除民众的疾苦，我想这也是中医历经几千年而不衰的根本所在”。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大力扶持而得到快速发展，甚至一度消灭了农村中的血吸虫病。尽管近代以来，中医、韩医和日本的汉医在被“西学东渐”下西医标准的霸权审视中陷入存与废的争论漩涡。但进入21世纪，韩医的兴旺、日本汉医的健康发展、中医的新生都使得东亚传统医学危机的年代正在过去。针灸、拔罐这些传统医学的精髓更多地走向了世界，为全球患者所接纳。更弥足珍贵的是在今天的医学界，有一些医学家仍然坚持中医所代表的集体主义信念。“周老认为，中医是服务人民大众的，所以他的知识应让更多人掌握，让更多患者受益”。因此，传统医学的集体主义指向性使得中草药的廉价和来自自然能够保卫第三世界国家穷人，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成功，必然开辟中医中药复兴的重要渠道，那就是逻辑性地从中国传递到第三世界国家，韩语论文范文，然后服务于世界人民，这也是中医等东亚传统医学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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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医院中医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