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自1992年与中国建交以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著作的翻译介绍呈积极姿态，并且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两国关系逐渐回暖的连续几年中每年都有30多本译本出版发行。纵观中韩建交以来译介到韩国的中国当代文学著作，不难发现，余华的著作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其本人也由此成为众多探讨者的重点探讨对象。到当前为止，包括短篇、中篇、长篇在内的余华著作，绝大部分均被翻译为韩语并出版发行。值得一提的是，《许三观卖血记》曾于2017年被改编为同名话剧搬上了韩国的荧幕，并获得了2017年第40届东亚话剧奖最佳著作奖，吸引了公众的视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此，无论是从著作的销量和作用，还是从出版的著作种类来看，余华都可以被称作是在韩国受到关注最多、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余华在接受韩国《世界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曾坦言自己“在韩国拥有很多读者，如果从人口比例来算的话，比在中国的读者还要多”。此外，在学术探讨领域，余华亦是重要的代表性中国作家，在韩国发表的余华相关的探讨论文多达二十四篇。韩国读者如何解读和接受余华，在接受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同于中国的诠释和理解，在中国众多的当代作家中，余华缘何成为受到热烈追捧的对象，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和媒介学的角度出发，探寻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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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受媒介：西方的认可和电影的助推
实际上，余华并不是较早受到韩国关注的中国当代作家，在先锋小说作家中，余华的著作数量相对较少，但其风格却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直到1997年6月，韩国著名出版机构青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余华的《活着》，成为其在韩国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余华才真正进入了韩国普通读者们的视线。虽然韩国出版机构对余华的翻译介绍相对较晚，但自《活着》出版之后，余华著作以罕见的高频率在韩国翻译出版，每一到两年就有一部著作面世，迄今为止韩国已翻译出版的余华著作依次为《许三观卖血记》（1999）、《世事如烟》（2017）、《我没有自己的名字》（2017）、《在细雨中呼喊》（2017）、《兄弟》（2017）、《灵魂饭》（2017）、《炎热的夏天》（2017）。由于受到读者们的持续欢迎而人气不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2017年6月同时再版。在这些著作中，最受韩国读者欢迎的当属《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其中后者的销量达到了10余万册，在总人口不足五千万的韩国，这一销量可以说是可圈可点，而且由于人气居高不下，曾经在2017年成功入选韩国“《中央日报》100部必读书”。在中文版权交易方面颇具作用力的Carrot Korea企业总经理白银荣曾指出：“虽然日本小说（在韩国）卖50万册以上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关于中国文学来说，在韩国能卖到1万册以上就可算畅销书。”此种说法虽然不无夸张之处，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学著作在韩国译介的现实，从这个标准来衡量，《许三观卖血记》10余万册的销量显然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超级畅销书了。
在韩国，供职于出版社且熟稔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寥寥无几，所以要出版什么书，其决定权掌握在版权企业手里。而版权企业也只能依靠某些表面化的评价体系和可量化的标准来决定出版什么书，这些评价标准之中最重要、最直观的一项便是西方的文学奖项。某部著作如果获得某项西方文学奖，就会在韩国掀起一股出版狂潮。于是，是否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成为韩国出版中国当代文学著作的重要衡量尺度。另外，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看，被改编为电影而公映的小说往往也较容易进入出版机构的视线。进而获得优先的翻译出版权。
基于历史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韩国是一个属于汉文化圈，深受儒家思想作用的国家，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政治、经济上以资本主义模式运转的国家。在这个东方积淀与西方辐射、历史根源与现实作用并存的国家，自然会呈现出某种原有的东方传统价值观与西方现代价值观并存、融合、碰撞的复杂特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对韩国人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作用。西方价值观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以及各种社会文化表层，比如大众文化的发展机制和传播模式。如果说西方价值观对韩国社会的作用体现在宏观方面，那么东方传统价值观主要是从微观上对每个个体产生作用。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著作的译介方面，西方价值观可能会作用韩国出版界进行第一步的选择，而东方价值观则指引着每一个韩国读者对译介的著作进行进一步的甄别和扬弃。一般来说，韩国出版机构在引进中国当代文学著作时，会不自觉地唯西方马头是瞻，把西方对中国文学的评判标准借为己用，挑选那些符合西方价值观的著作。比如在欧美知名度较高且比较畅销的中国文学著作，或者干脆把西方的文学奖项作为衡量的标准。韩国最看重的西方文学奖项有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普利策文学奖（美国）、布克文学奖（英国）和龚古尔文学奖（法国）等，获得了这些文学奖的作家著作一般都比较容易在韩国翻译出版。韩国学者曾李旭渊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出版界出版的时候不是自己选择中国著作，而是西方读者认可的著作。”其实，以西方的评判标准选择的文学著作出版之后，韩国的读者们还是会应用东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从而决定自己喜欢何种著作，而这正是决定译介著作是否能够畅销起来的最重要因素。
余华作为当代中国最具作用力的作家之一，较早就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其著作在多个国家得到译介并获得奖项，在西方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特别是长篇小说《兄弟》的问世，不仅在国内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在西方世界也受到了主流社会的关注。”他的著作在被翻译为韩语之前，曾被翻译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和挪威语等多种西方语言文字并在外国公开出版发行，被称为著作在海外翻译最多的作家。就在《活着》畅销的前一年，余华获得了世界性的著名西方文学奖项-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17年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17年获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这些奖项的获得为余华赢得了西方的认可，为余华打入韩国市场，进入韩国读者的视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文学奖项的获得并不是余华著作受欢迎的唯一因素，因为有些作家获得的奖项远比余华的重要，在韩国的热度却是暂时的。比如法籍华裔小说家高行健，曾凭借《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次年其著作也顺理成章地在韩国译介出版，可韩国读者的反应却比较平淡，真正喜欢看的并不多。由此可见，文学奖的获得和西方世界的认可并不是余华被接受和受到欢迎的唯一原因。 电影的推动影响也是余华著作在韩国广受欢迎的重要因素。市场化运作和审美情趣的趋同性，使得小说著作与电影创作有着先天的血缘关系，并且可以相得益彰地发展，因为小说给电影提供了绝佳的剧本素材，而热映的电影则往往会提升原著小说的受欢迎程度，进而推动小说创作。由于不满足电影所展示的著作内容，读者们就渴望了解电影背后原著故事的原貌和更深层次的东西，因此几乎每一部成功电影的热映都会使得同名小说成为畅销书并且带动同类题材小说的创作热潮。韩国学者金离锦曾经就20世纪90年代外国翻译小说在韩国的热销情况做过系统略论并指出：“在韩国受欢迎的小说种类排行榜中，电影原作小说仅次于推理科学小说，排名第二。”近20年，借助于影视剧而在韩国译介出版并走红的中国当代小说有《活着》（余华）、《红高粱家族》（莫言）、《芙蓉镇》（古华）、《霸王别姬》（李碧华）、《伏羲伏羲》（刘恒）等。而实际上，电影的受追捧也是受西方价值观作用的，某部电影若是获得了西方电影奖项，就会更好地被韩国观众接纳。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在八十年代的社会语境中试图操作的，正是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的对话与对接”，不难看出，第五代导演们在融合东西方传统观念、在自己的著作中植入西方价值观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尝试的，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他们的电影往往改编于当时一些先锋小说家的著作，这些著作正是受到了西方的某些创作观念与创作技法的作用，同时也获得了西方的很多文学奖项。比如莫言的《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曾获得了国内外的11项大奖，此后名声大噪，这些荣誉的获得和西方的认可使这部电影在韩国受到了空前的欢迎。虽故事情节大抵相同，但张艺谋却在此基础上做了稍许修改和调整，这就为电影版的《红高粱》留下了些许不完整的背景和情节，韩语论文，观众们需要通过阅读原著著作来填补这些想象的空间，于是《红高粱家族》在韩国一经出版，便受到了热烈的追捧。此外，刘震云作为新写实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其早期的代表作（《一地鸡毛》等）并没有译介到韩国，但他的《手机》、《一腔废话》和《故乡天下黄花》等均在韩国出版，而读者对其著作评价最高的当属改编为电影的《手机》，正是因为电影，使得文学性不如其他几部的《手机》受到了欢迎。刘恒也是在韩国出版著作较多的作家，他的《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狗日的粮食》、《白涡》等均被翻译介绍到韩国，这同样与他的著作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密切相关，韩国观众们正是通过电影《菊豆》认识了刘恒并产生了阅读其著作的欲望。事实上张艺谋与韩国有着较深的渊源，在韩国也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他执导的很多部影片，包括《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都在韩国受到追捧。而余华的《活着》正是张艺谋翻拍成电影而公开在韩国上映的，并且在西方获得了诸如第47届法国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全美国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等等奖项。在这么多西方获奖光环的笼罩下，电影《活着》的同名原版小说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韩国读者们的喜爱和欢迎。尤其是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之后，《活着》的销量猛增至40多万册，并在一段时间内占据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连余华自己都亲自表示对这个数字非常满意。此后，余华在韩国的知名度迅速提高，超越了知识界的圈子，并逐渐渗透到寻常百姓之中，为一般市民读者所熟知。
事实上，西方的认可和电影的助推只是余华小说在韩国获得读者喜爱的外部助力因素，并不是所有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中国当代小说都能获得韩国读者的好评和接受。比如莫言，其在当代文学上的地位和知名度高于余华，在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著作中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也不在少数，电影《红高粱》的票房也不低于《活着》，但是他的小说在韩国并没有产生像余华这样的轰动效应。可见，除了西方认可和商业运作的作用之外，余华著作中可能还渗透了某些符合韩国读者接受屏幕与阅读期待的相关内容。
二、《许三观卖血记》：接受视野、阅读期待的符合与满足
《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出版时，韩国《京乡新闻》曾做过如下介绍：“贫穷时代卖血的悲喜剧，中国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以文革前后为时代背景，为了家人买血一辈子，一个家庭的苦难历程，张艺谋导演电影原作，欧洲等地获得旋风式的人气。”从历史背景、主人公形象到电影推动影响和西方认可等外部作用因素，这一评论基本涵盖了《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获得极高人气的内外因素。但是，如果说《活着》在韩国受欢迎很大程度是依靠西方认可和电影的助推的话，那么《许三观卖血记》则更多的是依靠对韩国读者接受视野和阅读期待的符合与满足，是韩国人内心深处的东方传统价值观起影响的最终结果。其实，《活着》大卖之时，关于余华的关注度也基本停留在像对莫言、苏童等其他因小说改编为同名电影而成为令人瞩目的作家一样，并没有达到洛阳纸贵般普通读者争相捧读的程度。余华的小说销量在韩国达到10余万册，并产生了剧烈的轰动效应，还是始于和缘于《许三观卖血记》。
“期待视野”是姚斯在海德格尔“前结构”和伽达默尔“视野”的作用下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他认为读者在阅读活动之前并不是空白，当面对一部文学著作时，即刻生成的阅读经验和存留在脑海中的阅读记忆，会立刻参与到阅读活动中，使自身沉浸在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并且产生阅读期待。阅读期待关于阅读活动的展开方向具有指导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决定了阅读活动所产生的意义。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引起轰动的现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韩两国1992年才建立外交关系，绝大部分韩国人关于中国建国之后的社会生活状况，特别是现当代文学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因此，韩国读者迫切需要了解的是具有某种“历史真实性”，反映当时真实生活图景的著作，对沉湎于歌颂某些政治运动本身的歌功颂德的著作，韩国人基本持嗤之以鼻的态度。而关于接受西方文学作用，改变小说创作理念、改变意识形态传达者角色的先锋派作家们，韩国读者普遍持欣赏和接纳的态度。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韩少功的《暗示》等。其中《许三观卖血记》通过“民间叙事”的构建，给韩国读者们提供了一种“间接体验”，这种体验具有更真实亲切的可触性，而不仅仅是死板的历史政治教科书式的叙述，而这正是广大韩国读者所期待的。韩国读者的这种“阅读期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何种小说受欢迎以及受欢迎的程度。《许三观卖血记》描述的是以父亲为中心的家族史，政治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展现的是特殊历史空间下民间生活的苦难，这种对政治背景不加过分渲染，却能够表现更多独特民间生活的小说顺利进入了韩国读者的“接受视野”。李旭渊在其《新时期文学中的民间与国家-以莫言和余华小说为例》中曾对“民间”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民间叙事”中的“民间”在具备中国特点的同时，最好也具备普适性。通过比较莫言和余华笔下的“乡村”，可以发现，余华描绘的“乡村’’不同于“高密东北乡”，它不仅存在于中国，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国家中也可能见到它的影子。也就是说，余华小说空间或背景的设置更具有普遍意义，更能够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们的精神共鸣。如果说莫言的小说是引导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探析一个他们所不了解的中国的话，那么余华的小说就是以其所描述的“民间”为跳板，引领读者感悟身边的生活，寻找自我。 《许三观卖血记》对政治历史背景的描写采取了有意的淡化处理，重点在于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理解，强调某种批判性。读完小说，韩国人蓦然发现：“小说里卖血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悲惨，许三观的村子里卖血证明男人的强壮和健康，是一种谋生的手段。”通过对政治背景的“生活化”描述，表现政治变化给最普通的人们带来的变化和感触。而这些细节上的特点，正是符合韩国读者阅读期待的，他们对文革中的中国政治社会状况感到神秘莫测而又无法获得直接体验，通过阅读小说，他们获得了对文革的间接体验，而且这种体验正是通过阅读期待的满足实现的。西方对余华著作的期待视野经历了一个修正的过程，而相较于此，韩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却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或许正是中韩文化的同根性使余华在韩国的接受相较于欧美国家更为轻松和顺理成章。虽然韩国对余华的认知过程是通过西方价值观认可的电影来实现的，但是韩国读者们在接纳余华小说的时候却并没有遇到多少文化隔壁。他们对余华的小说反而产生了一种一见倾心、感同身受的感觉，《许三观卖血记》中对不屈不挠生命力的赞扬，对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友情的歌颂，对个人家庭生活史的娓娓而谈，对“活着”意义的阐释，都与韩国读者的审美观念和阅读期待不谋而合。而这一切的背后，正是东方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在起影响，这种价值观引导着韩国读者在内心中完成了对《许三观卖血记》的韩国化阐释，使小说主题意识、情节构造和叙述风格满足了他们的审美视野和心理期待。
韩国接受《许三观卖血记》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那就是1997年韩国发生的令整个国家濒临破产边缘的金融危机（韩国称之为IMF）。那时的韩国，无数企业倒闭破产，普通民众家庭经济困难，失业者、无业人员猛增，韩语论文，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悲观主义情绪之中。韩国民众急需一种百折不挠的抗压精神，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一个能够撑起整个国家或者家庭的坚强人物。而正在此时，《许三观卖血记》恰逢其时地进入了韩国人的生活，因为它最符合当时韩国人的心理欲求，小说中的父亲形象高大鲜明，它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残酷的叙事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也许通过当时介绍余华著作的编辑之口，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当时译介这本小说的初衷：
《许三观卖血记》正是韩国IMF的时候出版的。正符合当时韩国的时代需求。《活着》像一部严肃的正剧，而《许三观卖血记》则像个人的故事，个人的主观情感和体验与社会变化混合的时候发生的故事。小说里有许玉兰受到批判的场面，她挂着写有‘妓女许玉兰’的牌子站在路上，许三观带给她盒饭，米饭下面铺了小菜，这表现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赖，虽然是被压在巨大的政治历史的轮子下的普通人，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方式确认相互之间的爱和信任。这本书比其它的文革书描写更鲜艳、简洁。
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窘境下，韩国读者想通过阅读获得某种相同境遇下同病相怜的安慰和鼓励，从而获得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韩国读者通过阅读急切地想了解与其处于同一文化圈的中国是如何渡过苦难危机的，如果类似危机发生在自己身上时该如何应对。因此，关于余华在韩国的接受，与其说是韩国读者关于他国文化的“求异”探析，不如说是一种“求同”心理起影响的过程，其目的就是要找寻到跨地域、跨文化的相同点。
三、“先锋特质”抑或“人道主义”：韩国对余华小说的不同解读
在国内，余华是作为“先锋派小说”代表人物的身份进入文坛并为人们所熟知的，他惯用一种冷叙述、零视角的写作方式，表现其著作的“反叛性”。这种“反叛性”主要体现在对一切传统文化观念的反抗精神，对一切既成理性逻辑和社会秩序的质疑心态。而在韩国，余华的这一“先锋作家”的身份却很少被提及，极少作为探讨的对象，韩国读者从余华的著作中，读到更多的是其“先锋特质”以外的其他内容。虽然他著作的先锋性在不断地消减和削弱，经历了一个由“先锋”向“世俗”的转向过程，但在韩国学界和普通读者的眼中，关注更多的还是他极具人道主义色彩的民间叙事。韩国读者们对《许三观卖血记》中表现的家庭、责任与亲情甚为推崇，甚至因此而称余华为“人道主义作家”。他们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著作中读出了温情和怜悯等人道主义内容。有韩国学者曾指出：“九十年代余华小说里我们能感到对人生的同情怜悯之心，小说指向的是高尚、超越、真理、意义、永远和希望……《许三观卖血记》表明存在的深层爱情和信赖，是人道主义的著作。”正如作者本人在《活着》前言中坦陈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他排斥了“控诉”或者“揭露”之后，展示的正是韩国读者所读到的“高尚”，进而更加深入地了解到生活中单纯的美好和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真挚的爱。
韩国读者还从余华著作中参悟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积极乐观的精神。余华小说中有很多涉及家庭和个人苦难史的描述，同时表现主人公百折不挠的顽强生命力，余华曾在韩文版《活着》的序言中说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于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许三观历尽苦难，抽了十二次血，依然顽强地活着，与之类似，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汉江奇迹”的创造，都离不开韩国人民不服输的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许三观们的人格韧性和向命运抗争的精神与韩民族本身杂草般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相吻合。另外，《许三观卖血记》中表现出的乐观和幽默也深得韩国读者的同感和共鸣，他们读到了许三观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对余华化悲情为乐观的幽默生活抒写表示赞赏。一位韩国学者曾表示，如果许三观出现在西方的文学著作中，其结局肯定是显而易见的悲惨和凄凉，可是余华笔下的许三观却十分懂得在痛苦中自得其乐。比如，许三观用嘴给大家做菜的细节描写就为韩国读者所津津乐道，他们不仅从中读到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感受到了艰难生活中的乐观精神。韩国探讨者认为“《许三观卖血记》是悲伤地开玩笑，把悲剧人生通过喜剧的语言让人感受到审美体验。笑容展现给人以活下去的力量，这就是余华小说里乐观精神的力量。”韩国读者通过阅读恍然发现，严酷的苦难生活可以轻松地承受，这种乐观精神也可以成为战胜困难、生活下去的重要动力。
四、结语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成为不断被提及的话题，而中国当代文学著作在国外的译介自然成为推进这一文化战略的重要一环。为此，相关专家学者对“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探讨。高方和许钧教授曾在《近况、问题与建议-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切实而有针对性的主张和建议，其中对于传播媒介曾做过如下阐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仅仅是文本的翻译与出版的问题，要关注新技术关于文学传播所起的特别影响，调动各种媒介手段，形成各种媒介的互动，如小说改编的电影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进程中就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小说在域外的翻译、出版和传播。”这一点恰恰印证了余华的《活着》在韩国引起轰动的事实，说明被改编为电影的小说原著往往能够获得较高的人气和销量，电影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影响。此外，通过对余华著作在韩国的译介和接受的略论，我们不难看出，在韩国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价值观交融碰撞的国家，中国当代文学著作首先要获得西方的认可，获得重要的文学奖项，才能受到韩国出版机构的青睐和一般读者的欢迎。另外，余华的著作在韩国广受认可和追捧，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符合了韩国读者们的接受视野，满足了他们的阅读期待。而更为深层的因素便是中韩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念，它们使韩国读者对余华的著作情有独钟而爱不释手。
韩国文化语境下，对余华及其著作有着另一种诠释和解读，这是因为一部中国文学著作在国外的接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外国读者对译介到本国的中国文学著作的理解和接受，往往与其本身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韩国读者在余华身上看到更多的是其人道主义色彩，而非其作为先锋作家的“先锋特质”的原因。同时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韩国读者对余华著作中体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和乐观精神感同身受，“民间叙事”缘何成为韩国读者和评论界关注的焦点等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