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韩两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日益迅速变化的时期。中韩两国都受西方思想的文化作用，但是韩国先尽力发展经济，而传统思想一直保留；中国似乎相反。这时，中韩两国女性作家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快节奏迅速地从边缘走向文坛的中心。八十年代以来获得了主动意识的女性文本，改变着男性本位文化中心视角的“他者”位置，呈现出女性主体在“我者”上的立场。 关于中韩两国女性作家爱情小说进行比较探讨，探讨对象不仅具有可比的共同性，也有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形成的异同性，因此，必须注意同与异这两个方面，注意文化背景的异同以及由此...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韩两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日益迅速变化的时期。中韩两国都受西方思想的文化作用，但是韩国先尽力发展经济，而传统思想一直保留；中国似乎相反。这时，中韩两国女性作家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快节奏迅速地从边缘走向文坛的中心。八十年代以来获得了主动意识的女性文本，改变着男性本位文化中心视角的“他者”位置，呈现出女性主体在“我者”上的立场。 关于中韩两国女性作家爱情小说进行比较探讨，探讨对象不仅具有可比的共同性，也有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形成的异同性，因此，必须注意同与异这两个方面，注意文化背景的异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特征。不同的民族文学总是表现出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韩女性作家爱情小说比较不仅探讨“同”，而且要探讨“异”，既有类比，免费韩语论文，又有对比，从而深究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中韩经济的交流日益活泼，人员的来往与文化的沟通越来越频繁。中韩当代文学的比较探讨，不仅有文学社会学的意义，而且将促进中韩两国在价值观、爱情观、审美观、幸福观等方面的理解。当然，对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思考，也有积极的意义。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首先研讨八、九十年代中韩两国女性作家爱情小说的整体状态，然后涉及角色意识、性意识、爱情意识。最后探讨八、九十年代中韩女性作家爱情小说的民族文化深层背景和爱情小说发展的趋势。 二十世纪中韩女性作家爱情小说里的“女性角色”，可以分为向时代挑战的女性，陷于新的危机的女性，跟以前一样的顺从忍让的女性等三种女性角色。 第一，向时代挑战的女性。向时代挑战的女性对封建观念坚持反对的立场，而且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女人们对男性的不合理的要求、男性的自私以及男性为主的社会等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说“不”。向时代挑战的女性具有中韩两国的异同。八、九十年代中韩女性作家爱情小说里，向时代挑战的女性大部分是韩国女性，这完全反映中韩两国的社会气氛。虽然时代变化，但是八、九十年代韩国的女性还是为了自由恋爱、爱情婚姻，还是跟传统思想的父母斗争。同时，在家里夫妻生活中表现为向大男主义丈夫的反抗。由于社会大背景的相对恶 劣，这些新女性常常要面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歧视，甚至要无助地面对男性暴力。这是韩国女性不同于中国女性的地方，由此也决定了中韩两国当代女性文学对此现象的不同的反应。中国女性文学著作中的女主人公常常是以内省的方式反省自己在现实生活的困惑，而韩国女性则不得不采取抗拒姿态面对外部力量的重压。中国女性多惶惑，韩国女性多悲愤，当然她们也必须时常有共同的无奈感。 第二，心理不安的女性。随着时代以及个人观念的变化，女性们不能对男性像以前一样沉默，她们不能不说“不”，然而，在对男性以及男性中心社会抵抗当中，女性们不知不觉感觉到心理不安，同时不知不觉被男人判定为有“精神问题”。实际上，这样各种各样的心理不安的“精神问题”是女性从对男性敌对的态度出发的。八、九十年代中韩女性作家创作当中，出现的有“精神问题”的女性大部分是在男性及男性中心社会与女性之间的冲突过程当中产生的。因此，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不可能和解。可见，中韩男性以及社会都对女性坚持不平等、压迫的态度，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中韩女性们不适应、不接受。值得注意的是，从产生精神问题的女性来看，在中国，女性人物的“精神问题”，未婚女和已婚女中都有精神问题，可是她们开拓自己的世界。相反，在韩国，有“精神问题”的女性大部分是已婚女。她们跟丈夫的关系极度恶化，结果要么被丈夫送精神病医院，要么被丈夫抛弃。甚至，有的人试图自杀。如果被人判断有精神问题的话，韩国女性比中国女性遇到更残酷的生活、更悲惨的失败人生。 第三，顺从忍让的女性。顺从忍让的女性跟以前一样遵守封建的习惯、服从男性中心社会的要求。顺从忍让的中韩女性之间有共同点，即在婚姻生活中一直忍耐。她们对丈夫的歧视、丈夫的暴力、丈夫的无理一直沉默、顺从。有意思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作家爱情小说里顺从的女人却是通过已经结婚的女性，表现她们的忍耐以及服从。顺从的中韩女性之间有异同点，即中国女性的服从，大部分是男性压迫的结果，大部分是女人无奈的情况。可是韩国女人当中，虽然跟中国女性一样在男性压迫下顺从，但是有些人因为社会的作用，自己主动地服从社会以及丈夫的要求。 从婚外情的发生原因上看，在韩国发生的婚外情几乎都是本能型。韩国的婚外情是追求快乐的结果，特别是男人的婚外情。虽然他们不爱情人，但是他们通过婚外情希望补充在妻子那里得不到的自己的欲求，把女人作为性的玩物。甚至，即使韩国男人非常满意结婚生活，而且非常爱妻子，许多男人也不想拒绝婚外情。从韩国男人的心理看，他们非常自私，没有责任，用双重标准。因此，在婚外情中，韩国男人感到的压力较多来自外部。譬如，家庭的压力，社会舆论的压力，行政处分的压力等等，而较少来自内心的负罪感。还有，以上述所说的婚外情模式来看，在韩国，婚姻内夫妻爱情存在而发生的纯粹的婚外情比婚姻内夫妻爱情消失而发生的婚外情更多，而且游戏型比认真型更多。通过比较八、九十年代中韩女性作家爱情小说里的婚外情，很容易发现中国女性比韩国女性更容易有婚外情的行为。在韩国大部分是男性的婚外情。不过中韩两国女性的婚外情行为也增加得很快，而且人们对婚外情的态度越来越宽容。 八、九十年代中韩女性作家爱情小说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深层背景，韩语论文范文，即儒教文化和近现代的历史不幸。中韩两国女性作家爱情小说里，因为传统儒教文化而发生的男女的、新旧的纠纷非常多，因为近现代的中韩历史不幸，文学具有独特的特征，即这种历史背景产生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凉”意识与韩国的“恨”意识。 本文主要应用了平行比较探讨的理论，试图略论比较八、九十年代中韩女性作家爱情小说。通过这样的比较探讨，可以了解八、九十年代中韩女性作家爱情小说的状况、中韩两国人的爱情意识、爱情意识的深层背景以及中韩两国人的人生哲学。因为爱情不仅表现个人的感情，而且表现时代风云与社会变革。另外，本文以“中韩两国的爱情小说”为比较的对象，生动地显现“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原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