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十年来,德国电影在历史题材创作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其中作为核心价值观的良知叙事尤令人瞩目。寻求宽恕与和解的前提是揭露历史真相,德国电影直面历史苦难,用对细节的发掘来还原历史。在极权恐怖之下,无数普通人经历苦难时内心的挣扎与煎熬构成了民族心灵史上的苦难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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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德国电影;良知叙事;历史苦难
近十年来,欧洲国家在电影创作上关注的一个热点是历史题材,主要集中在二战和冷战领域,其中德国的表现特别抢眼。1999年以来德国(包括部分与其它国家合拍的德语原声电影)制作的代表性历史题材电影有:《伪钞制造者》(德国、奥地利合拍,2017年)、《窃听风暴》(2017年)、《犹太人区》(德国、立陶宛合拍,2017年)、《死亡终点站》(2017年)、《帝国的毁灭》(2004年)、《苏菲•绍尔:希望与抗争》(2004年)、《纳粹军校》(2004年)、《第九日》(2004年)、《再见列宁》(2003年)、《玫瑰围墙》(2002年)、《极地重生》(2001年)、《通往自由的通道》(2001年)、《狂琴难了》(德国、匈牙利合拍,1999年)。上述著作中的绝大多数无论是在德国国内还是在世界影坛都可谓名利双收。德国人拍历史题材之所以如此出色,一方面是由于德国人民在二战和冷战中吃尽苦头,对历史苦难有着切肤之痛;另一方面,更是由于这些影片所讲述的故事都闪烁着良知和人性的光芒,特别能打动人。
一 直面历史的苦难
“每个民族在回顾二十世纪时,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记忆,这是民族的耻辱,也是精神的隐痛。敢不敢揭露这样的全民族的精神创伤,正视其中淋漓的鲜血,正确地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这是一个民族是否真正通过苦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①德国作为二战的策源地和冷战的主要受害国,其主流社会对历史的态度都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真诚的反省精神,当代德国电影更是义不容辞地直面历史苦难。
大部分当代历史题材德国电影的剧本都依据一定的史实而创作, 2004年在德国国内引起轰动的“终战三部曲”(《帝国的毁灭》、《苏菲•绍尔:希望与抗争》和《纳粹军校》)中的前两部就是再现历史的纪实性著作。《帝国的毁灭》取材于希特勒的女秘书特鲁德尔•荣格女士晚年的回忆录《直到最后时刻》,以她的视角讲述了1945年4月20日至5月2日之间,希特勒在地堡内度过的最后12天,同时影片也参考了另外两位地堡幸存人员电话接线员诺克斯•米舒和军官弗莱达上校的日记和回忆。通过亲历者的回忆,我们看到了发生在地堡内的一幕惨剧:戈培尔夫妇在自杀之前用氰化钾亲手毒死了他们的孩子。在这个段落里,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就是摄影机站在电话接线员的位置,用一个远景拍摄戈培尔夫人坐在戈培尔面前沉默地在桌子上发扑克牌。由诺克斯•米舒提供的这则史料真实地暴露了生为人母的戈培尔夫人在亲手毒死自己的六个孩子后强忍着的内心悲恸。全家人必须一起为信仰殉道。同样为信仰殉道的还有苏菲•绍尔,一个死时未满22岁的年轻女大学生。与戈培尔夫妇截然相反,苏菲是为了人道主义信仰而放弃了求生的机会,慷慨就义。影片《苏菲•绍尔:希望与抗争》根据德国二战期间在慕尼黑大学散发反战传单的著名抵抗战士、白玫瑰组织成员苏菲•绍尔生命中最后几天的人生故事改编而成,手法直白简洁,大部分篇幅是盖世太保审讯官莫尔与苏菲的三次对话实录。她在与莫尔的言语交锋中,反复提到良知,像“法学是会变的,而良知不会” ,特别是最后一次审讯的尾声,当莫尔感叹道:“为什么你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想法且甘愿冒险?”苏菲略作沉思,以沉静的语气和坚定的目光答道:“因为我有良知。” 绍尔兄妹为了捍卫良知而被纳粹送上了断头台,然而,仅仅几年之后,在纽伦堡,纳粹的主要战犯被联合国送上了绞架,这样的位置转换,倒是印证了苏菲在庭审结束时面对纳粹法官说的那句预言:“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后要站的地方。”战后,当与苏菲同龄的特鲁德尔•荣格路过慕尼黑的一条大街看到竖立着的苏菲•绍尔的纪念碑时,她的灵魂被震撼了,意识到在认清历史真相的问题上:“年轻并不是借口……”
德国人所经受的历史苦难并不局限于二战,在冷战时期,无数东德公民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高压,在“翻墙”的过程中经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考验,《通往自由的通道》就是对当年诸多经典翻墙场景的重构与再现。其中就包括一幕极具历史象征意义的“叛逃” 事件:1961年8月15日上午,在柏林墙开工修筑后的第三天,一名19岁的东德边防军人汉斯•康拉德•舒曼(Hans Conrad Schumann)在西德人的怂恿下突然越过铁丝网投奔西德。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成功“叛逃”的舒曼此后在西德一直生活在焦虑抑郁的心理阴影下,他甚至在两德统一后都没怎么回老家看望过亲人,直到1998年6月20日,再也无法承受抑郁困扰的舒曼在自家果园里上吊自杀②。
“在没有细节的影像叙事中,真相是被遮蔽的。”③当代历史题材德国电影对细节的考证和挖掘,是为了尽最大可能地曝光历史真相,这既是对国家行为负责,又是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就连革命导师列宁也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从长远来看,在记忆与遗忘的战斗中,捍卫记忆极其重要,因为,忘记苦难就是苦难的开端。
二 凸显人性的闪光
一般说来,身处极权社会中的个人,在“老大哥”的注视下,只能依附于体制,甘愿做一颗螺丝钉才能获得生存所必须的安全感,即便如此,“良知存在于每人心中,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良知”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体制驯服成冷血机器,如果有外在的诱因激发了深埋于心底的良知,即便是充当暴力工具的警察和军人也能流露出人性的温存。
德国电影对“好人”的描述,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突出“坏人”转变为“好人” ,亦即后天意义上的好人。这种好人形象的典型显现就是《窃听风暴》中的秘密警察维斯勒。片中他服务的体制宛如米歇尔•福柯所说的“全景式监狱” ,国家的权力意志落实到他个人的角色上就是充当“监狱”内遍布的监视“囚犯”的“摄像头”中的一个 ,因而,影片的叙事,本质上就是一个以维斯勒为视点展开的镜像文本,其转变为好人的过程也就显现为镜像的破裂与弥合。不同于西方电影中常见的单向窥视他人生活的镜像文本,如《后窗》(1954年)和《偷窥狂》(1960年),《窃听风暴》的故事张力就体现在它的镜像文本是双向互动的:维斯勒在受命监控他人的过程中,自身也被反渗透。他越是忘我工作,越发现所谓的“神圣使命”不过是为了满足文化部长对女人的欲望,而与之呈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被视为“敌人”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忧国忧民的情操高尚之人,于是,艺术的诗意和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通过监控的“镜像”与维斯勒未泯的良知产生了不自觉的“对话”效果,最终将其成功“策反” 。影片结尾处,那本维斯勒买来送给自己的诗集《好人奏鸣曲》既传达了诗集的作者、被保护的德莱曼对他的感恩之心,又表现了维斯勒的自我价值肯定。这里,良知之镜所折射的夺目的人性之光使之前摄像头的阴冷相形见绌。另一个坏人转变的例子出现在《极地重生》之中。这部改编自德国战俘克列门斯•弗雷尔真实经历的影片叙述了一个“猫鼠追逐”的故事,但这部德国电影同样有着它的反类型之处,即不同于《亡命天涯》(1993年)、《逍遥法外》(2002年)这样的猫鼠对抗、不可调和的好莱坞模式,它所刻画的“猫”最终被“老鼠”给感化了,事实上成了老鼠捉猫的游戏。片中的“猫”指负责追捕越狱而逃的德国战俘基文斯(弗雷尔的艺术化身)的苏联军官施哥夫。作为曾经在卫国战争中出生入死的战士,他不会让逃跑的基文斯轻易跳出他的手掌。但意想不到的是,在追捕过程中几只掩护基文斯潜逃的非目标性“老鼠”监狱的医生、西伯利亚的淘金者和中亚的犹太人,他们出于对基文斯顽强意志的感动与怜悯用以死保持缄默的行为,对施哥夫的心理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效应。最终这只原本残酷的“猫”被鼠类感化了,他在边境线上故意放走了基文斯。尽管从追逐游戏的现实层面看,胜利属于施哥夫,因为他最终还是可以抓住基文斯的;但从精神层面看,基文斯才是胜利者,他的意志力一路上征服了形形色色的人,包括那只凶悍的“猫” ,这才是真正人道主义的“意志的胜利” 。
另一种是先天性的好人,他们或是出于人性善良的本能,或是出于法学意义上对人权的尊重。特别是后一种情况发生在极权制度下显得弥足珍贵。根据1943年2月27日至3月6日发生在柏林玫瑰大街上的真实抗议事件改编的《玫瑰围墙》为我们展示了法学意义上的人权对纳粹政权的某种作用力。片中失去犹太丈夫的雅利安妇女们,在玫瑰大街上不分昼夜地抗议政府侵犯人权,要求无条件地释放身为合法德国公民的她们的犹太丈夫。照理说,罪恶滔天的纳粹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暴力驱散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孺,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即使是在双方对峙的紧张时刻,军人也只是朝天开枪来进行恐吓。最终,经过有背景的当事人在高层的斡旋,戈培尔终于答应无条件释放那批与雅利安女人通婚的犹太男人。
经历过与索尔仁尼琴类似苦难的中国作家丛维熙在他的回忆录中批评索氏在《古拉格群岛》中出于政治立场而忽略了“生活中存在着的另一种真实……有恶无善或有善无恶,都不构成一个社会的总体。”⑤的确,不管社会总体环境再怎么黑暗,人性的温情总会闪现,完全出于个人好恶,而对某种意识形态做出“一刀切”的价值判断并不是良知应有的体现。
三 重铸精神的苦刑
作为极权恐怖实验地的集中营,其残酷程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汉娜•鄂兰对此评论道:“集中营可以分为三类,对应于西方对于死后世界的三种概念:冥府(Hades)、炼狱(urgatory)、地狱(Hell)。……这三种类型有一点是共同的:封闭在其中的人类群众所受的待遇,似乎他们不再存在,似乎他们发生的事情不再使任何人感兴趣,似乎他们早已死去,某个邪恶的精灵发疯了,在他们进入永恒的宁静之前,使他们在生与死之间,暂时滞留,以此来取乐。”⑥特别是在纳粹党卫军管辖的被称为人间地狱的集中营内,囚犯不仅被剥夺了法人身份,丧失了公民权,同时道德人格也被摧毁,即便是在受害者之间,为了活命也得互相倾轧与算计。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囚犯想要捍卫人的尊严无异于痴人说梦。
上述德国电影中与集中营直接相关的有三部:《伪钞制造者》、《犹太人区》和《第九日》,在这些影片中都有一个心灵备受煎熬的主人公。无论是造假大师索洛维奇、伪军官甘斯还是牧师亨利,起初在集中营的残酷环境中都是作为“灰色人物”存在的,亦即持有一定的底线但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而与纳粹合作。不过,随着外部环境的一再恶化,他们内在的良知又呈现出剧烈的反弹,纷纷由“灰”褪色为“白” ,或明或暗地与黑暗残暴的纳粹对抗决裂。这些人在转变过程中所承受的精神苦刑,恰如历史上被纳粹迫害致死的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说的:“遭受肉体死亡苦难,比起忍受精神的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⑦三部影片用各自的风格展示了主人公们精神的“钢铁”是如何炼成的。《伪钞制造者》用仿纪录片的写实风格拍摄,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道具的考据都极其用心,个别场景对历史的还原忠实到了让人不忍卒睹的地步。如纳粹军官在厕所里朝索洛维奇头上撒尿,使之前忍辱偷生的造假大师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而在盥洗室内痛哭,为他之后的心理转变埋下了伏笔。另一个对索洛维奇构成重大刺激的事件是他亲眼目睹了俄国老乡柯利亚因肺结核被纳粹军官处决。为了渲染索洛维奇的悲伤,导演以主观镜头模拟他蹒跚而行的视角,同时在音响上屏蔽配乐、对人声做减弱音量的特殊处理,突出他因过度伤心而对军官的训话心不在焉的状态。《犹太人区》则在表现形式上突出了鲜明的舞台剧风格,充满了辛辣的戏中戏讽刺效果。在浓郁的舞台假定性氛围中,雅各布•甘斯的定位却是相当真实而理性的,他作为“灰色人物”不仅要在价值观截然对立的两派犹太同胞之间斡旋,还要代表犹太人的整体利益与掌握生杀大权的纳粹军官斡旋。斡旋也就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妥协,为此,吉斯一手策划了用400个犹太老人的命换来了2000人生存的机会,还按照纳粹的旨意牺牲了一批犹太儿童以顾全大局,可以说吉斯是背负着沉重的骂名来从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工作。此种悲剧人格在最后时刻得到释放,甘斯选择与剧团的犹太同胞一起倒在了纳粹的枪口下。与上述两位犹太主人公不同,《第九日》中的牧师亨利是个信奉上帝的基督徒,但在纳粹集中营那种极端残酷的环境中,为了求生,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上帝,变得自私自利在没有水喝的日子里,他找到了一个滴水的锈水管,依靠它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却没有把这水源与难友们分享。这之后促成亨利完成自我救赎的契机不是纳粹的严刑拷打而是突然降临的短暂假期前提是按照纳粹的要求,说服红衣主教与第三帝国合作。一边是此岸世界唾手可得的自由,一边是彼岸世界虚无缥缈的信仰,抉择的关键在于是否相信纳粹所说的“犹大的出卖才成全了上帝的荣耀” 。在现实利益与精神追求的冲突中,亨利终究没有做“犹大” ,于是在假期的第九日,他重返集中营。影片最后一个镜头:亨利把偷偷带进来的一根香肠切成若干等份,与难友们分享。这不仅是在赎罪,更是在实践一种神学观:“使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不是某种宗教行为,而是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参与上帝的受难。”⑧其它一些影片也多少渲染了在类似于“集中营”的封闭环境下的突围心理。《纳粹军校》中的少年拳击手弗里德里希在目睹了种种发生在同龄人身上的死亡后,良知被唤醒,与纳粹的精英教育决绝;驶向《死亡终点站》的囚车在高速行驶中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越狱”故事,最终生的机会被让给了两位最弱势的女子;最富有创意的还是《再见列宁》,一个用善意的谎言构筑的“东德围城” ,母子二人在围城内外的互相欺骗,是对浓浓亲情的创意展现。正是无数个体所承受的精神苦刑,浇铸成一个民族心灵史上的苦难纪念碑。
四 结 语
德国电影中的良知叙事的启示何在?其一,要捍卫历史尊严,还历史以真相;其二,更要捍卫人的尊严,只有有尊严的人才会不惜以生命去捍卫道德和良知的底线。那么怎样才是有尊严的人?恰如《狂琴难了》中的拉西娄在安德拉许自杀后对他们共同的情人伊洛娜所说的:“乐曲要表达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尊严。在生活中,我们可能受到伤害、被侮辱,可只要我们还能维护住最后一丝尊严,我们就能挺过来。不过,如果一桶接一桶的大粪浇到我们头上,迫使我们丧失最后的尊严,那么,告别人世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即使到了这一步,我们也要有尊严地离开。”
注释:
①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0页。
②WIKIEDIA(维基百科):Conrad Schumann ,参见网页:htt://www. en.省略/wiki/ Conrad_Schumann,2017-09-10。
③肖同庆:《影像史论》,南方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④张中晓 著,陈思和 主编:《无梦楼全集》,武汉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页。
⑤丛维熙:《走向混沌•从维熙回忆录》,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95页。
⑥[德]汉娜•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有限企业1995年版,第593页。
⑦⑧[德]迪特里希•鹏霍费尔:《狱中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第180页。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此文为合肥工业大学科学探讨发展基金项目《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对大学生和谐人格的塑造探讨》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017HGXJ0097)
责任编辑 鄢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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