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文 摘 要】 本论文以活动在现代时期的胡適、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殷夫、蒲风、陈梦家、冯至、艾青、绿原、穆旦为ށ... 【中 文 摘 要】 本论文以活动在现代时期的胡適、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殷夫、蒲风、陈梦家、冯至、艾青、绿原、穆旦为研究对象。而且，把从191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段文学史时阐释为胡適、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殷夫、蒲风、陈梦家、冯至、艾青、绿原、穆旦诗形成总體的绝望中的希望之空间。他们通过苦难意识来建立时代认知，而积极关心启蒙與救亡。面对民族的苦难，他们积极吸收基督教精神，表达人道主义、信仰观念、生命意识、献身意识、爱人如己的理想、反帝意识等，从而形成现代文学精神的主要部分, 反映过了民族苦难意识之克服这個总主题。5·4新文化运动兴起，知识人力倡人格的人與人道主义，积极吸取基督教精神以改造民族精神與文化，对封建伦理进行反省。呼吁中国人重视人权，积极宣扬科学，力倡民主，强调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陈独秀努力反思民族坠落的根源，吸取基督教精神，以恢復独立自主之人格，真诚希望中国人拥有健康人格，使中国民族坠落的局面得以改变，如"要把耶稣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裏，将我们从坠落在冷酷、黑暗、污浊的坑中救起。" 周作人认识到现代文学史上的人道主义思想离不开基督教精神，吸取基督教精神，提倡人道主义，使中国实现人的文学。胡適、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殷夫、蒲风、陈梦家、冯至、艾青、绿原、穆旦站在個人和民族的立场，思考对民族苦难的认识，表现方式，从而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学表现方式。他们最有独特性的著作是以《聖经》为代表的“祈祷诗”，如冰心的《聖诗·他是谁》可以认定是祈祷诗，“上帝啊！/＂受伤的苇子，他不折断/将残的燈火，他不吹灭＂/我们的光明――他的爱/永世無尽，阿们！”(《以赛亚书》42章3节) 他们也有以“祷告”为主题的诗，如郭沫若的《创造工程之第七日》，冰心的《聖诗·黄昏》，陈梦家的《聖诞歌》，穆旦的《出发》、《祈神二章》等。他们也有以描写《聖经》的故事为主题的诗，如郭沫若的《创造工程之第七日》、徐志摩的《卡尔弗里》，艾青的《一個拿撒勒人的死》、《马槽》等。《聖经》中的章节和故事是他们诗的主要题材，如冰心的“聖诗”十五篇、陈梦家的《往日·昧爽》、艾青的《播种者》等。 他们的诗就是从这样基督教的表现方式生成出来的。他们的诗是在现代时期苦难局面条件下产生创作表现的，而其表现方式和关注點并不是单纯的。二十年代的作家胡適、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等，都在这一时代培养了自己的基督教文化和精神修养。他们的诗表现为一种宗教情感和艺术情感的对应和融合。胡適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兴起时期的主要人物之一，韩语论文范文，是在现代时期诗人中把個人心裏感触写成自由體诗的最早诗人。他1910年以庚子赔款奖学金留美。因他初到美国时吸收了基督教文化并且自願为耶稣信徒，基督教文化和精神形成了他总體文学中的白话文学运动之根基。他用白话文《聖经》来兴起了白话文学运动，他提高白话文的地位，使白话成为中国通用的公认的文学工具，使白话完全替代那半死和全死的老工具。他用白话写了中国最初的白话小诗，题目就叫《蝴蝶》，并且如《“应该”》诗直接仿效了祷告的语言方式，《“应该”》写道：“上帝帮我！/我“應該”这样做！” 创造社诗群的代表诗人郭沫若是位“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的诗人。他的诗《创造工程之第七日》中自我所指的是“重新创造的自我”，“没有缺陷的人生”。他的诗如同“靈的喊叫”，显现出他意识中存在的基督教的概念。冰心坚持“爱的哲学”形象。她胸懷基督的慈爱，在现实世界实现慈爱的献身，为了引出在《聖经》中“自由，真理，生命，慈爱的世界”。闻一多强调为象艺术可以救他一样而宗教可以救他，并且心中懷有基督教精神，用祷告形象来透露出個人和民族的救援，如《志願》、《祈祷》等。徐志摩用“性靈的自由”来强烈地追求到生活中的人和自然的和谐，并将爱、自由、美融入到诗中。他的诗《卡尔弗裏》就显示了爱，叙述了基督在十字架之爱，经过苦难的过程，最终扩大了他的爱。他的诗中显现出来爱的情感，没有给读者虚伪、虚荣、虚空的世界，如他的诗《最后的那一天》充满著爱的情感，如“一切的虚伪與虚荣與虚空/赤裸裸的靈魂们匍匐在主的跟前//我爱，那时间你我再不必張皇/更不须聲诉，辨冤，再不必隐藏/你我的心，象一朵雪白的并蒂莲。” 三十年代的作家，韩语论文题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显，对基督教好感的，如殷夫和陈梦家。殷夫由祈祷方式形成了他的诗，如《宣词》的“好像一個虔诚的信女/祈祷於每個黄昏”，《地心》的“我祈祷著一個死的从容”等。陈梦家在《我是谁》写道：“我是一個牧师的好兒子”，而在《往日·昧爽》念诵著耶稣来显示献身精神：“他(耶稣)降生如同天光降在世上/他是贫贱人的兒子，并不尊贵/并不骄傲，他是拿撒勒的木匠”，“他的朋友是渔人，罪人，和一些/急进的党徒，他爱不洁的庸人/可憐病人，喜欢我们孩子们”。另一类显，批判於基督教黑暗面，如蒲风。蒲风在《牧师的祷告》用基督教的比喻和象徵来批判现实存在的帝国主义。冯至在二十年的抒情诗篇中，能够读出基督教祷告模式和相关意象，而生命思想观點在40年代的诗集《十四行集》诗篇中也有表述基督教祷告模式，比如，在《十四行集》的序文中说是“在纷杂而又不真实的社会里更要说出这迫切的祈求；给我狭窄的心/一個大的宇宙！” 中国抗战时期的作家艾青、绿原、穆旦等，都在这一时代用基督的苦难来面对抗战时期個人和民族的苦难局面。艾青的诗有著鲜明的苦难模式，如《一個拿撒勒人的死》的十字架和《播种者》的“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诗篇》126章5节)等。他用耶稣的苦难忍耐著抗战时期的困苦、艰苦。绿原也模仿过艾青的写作方式，如绿原的《信仰》，其中有“罗马斗兽场中间/基督教聖处女/站在猛兽面前/以微笑祈祷/――上帝與我同在啊”。他的《伽利略在真理前面》直接说了《聖经》裏的智慧，如“那时，一致的信仰是/智慧装在一部的《聖经》裏”。穆旦对於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在於他创造了一個上帝。他的 《出发》呼叫了上帝，如“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在犬牙的角道中让我们反復/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個真理。” 他的《春天和蜜蜂》创造了上帝，如“既然一切由上帝安排/你衹有高兴，你衹有等。” 如上所述，他们诗的关注點在於“对左右派矛盾和抗日战争时期苦难的克服，超越现代主流派文学话语的限制，探究個人和民族的恢復”，内容上的“启蒙和救亡”和形式上的“祈願”之中。在诗的内容和理念方面，可以归纳为对中国坠落的反思，和对苦难的探究、以及追求基督教精神的历程，即以個人的恢復作为民族的救亡。这與强烈的现实，克服的意志、维护人的尊严和民族的威严，追求人道主义與人的文学、对国家的爱国意识和使命意识形成了他们的时代认知，这些时代认识與社会认识及苦难意识相吻合，在诗中體现出来。形式上，他们的诗形成了基督教的话语和相关意象，而體现了他们的信心。而比喻、象徵、通感、祷告的方式、基督教的祈祷體、独特的宗教的联想、苦难现实的打破等各种表现和象徵的手法，透彻口语化的言语等，显现出他们的描写技法。 总體来说，他们从非人的文学表现方式脱離出来，形成基于人道主义的人的文学，思考人类的基督教精神，基于基督教精神的爱人如己文学，探究個人内心纯正的宗教個性文学。他们认识到個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以個性的文学形成为普遍性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跟随著他们创造的文学之路程，追求对文学多样性的探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