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韩通俗小说的代表，《啼笑因缘》与《殉爱谱》都表现了爱情这一主题，《啼笑因缘》所反映的主题和所包含的符合大众审美倾向的市民趣味使其受到市民的广泛欢迎，而当时的韩国正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无力抵抗日本残暴统治的人民大众备受殖民地之苦，《殉爱谱》通过宗教的“博爱主义精神”来隐藏和忘却现实的挫败感，以“以善报恶”的极端理想主义的方式来抵抗日本殖民统治，使民众得到心理上的些许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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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婚恋障碍 三角关系 世俗意识
《啼笑因缘》与《殉爱谱》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韩两国的代表性通俗小说著作，存在着诸多相似点与不同点。从题材上来看，两者都是言情小说，但《啼笑因缘》更偏重于“社会/爱情”的社会言情小说；从结构上来讲，两者都是传统的章回体，但《啼笑因缘》每一章的标题都非常工整、结构严谨，每章结尾处都会给读者留下一个“欲知后事如何，下回交代”的悬念。两篇小说都存在三角关系和婚恋障碍的主题，主人公都是新时代的“才子佳人”等；从语言上讲，两篇小说都是明白如话、通俗易懂，韩语论文范文，都点缀了一些外来词。但两篇小说在主题思想、“三角关系”构造以及爱情与金钱、世俗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很大不同。
一、小市民“虚荣心态”的揭露与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弘扬
《啼笑因缘》塑造了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子对爱情背信弃义的故事。对张恨水创作意图做了最好注脚的是严独鹤，他有这样一段记述：“但我当面问他时，他却笑道：‘像刘将军这种人，在军阀时代，不知能找出多少；像书中所叙的情节，在现代社会中，也不知能找出多少，何必定要寻根究底，说是有所专指呢’。”言外之意，书中的背景不是完全虚构的，是作者经过对整个封建军阀阶层的细致观察后而写的，“是在众多军阀中，抽取共性塑造的”。作者是在观察生活的基础上，深入了解了小市民的那种“想往上层社会爬又无法实现”的虚荣心理之后进行创作的。
而《殉爱谱》作为言情小说，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爱情，而是扩散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爱情。小说主要还是以恋爱障碍为主题进行叙事的，即对主人公崔文善与尹明姬结婚前所经历的曲折爱情过程进行形象化的描写。通过男主人公崔文善的自我牺牲，使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精神”成为小说的主题。这一主题正是当时韩国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形象表现。
《啼笑因缘》沿袭了言情小说的传统题材，但作者把这种爱情纠葛置于军阀统治的背景下和特定的时代中，讲述了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使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时代色彩，著作在表现对封建军阀的揭露和对黑暗社会的控诉的同时，把小市民的“虚荣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而《殉爱谱》中，主人公克服种种爱情障碍，实现完美爱情，他们选择自我牺牲，使恶人从善，通过这种感化主题，大力弘扬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实现了个人爱情与人类爱的和谐。
二、“一男三女”的模式与两个“三角关系”
《啼笑因缘》中，张恨水缔造了樊家树和沈凤喜、何丽娜还有关秀姑“一男三女”的恋爱故事。而《殉爱谱》中则出现了两对“三角关系”，即崔文善与尹明姬和金仁顺，李哲津与张惠顺和辛玉莲。
樊家树和沈凤喜是典型的传统“才子佳人”式的男女关系。樊家树不从“门阀观念”出发，多次满足了沈凤喜的虚荣心，他们两个人在纯洁的爱情中间夹杂了一些不纯洁的经济因素，这个经济因素，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隐患。何丽娜从一认识樊家树就对他产生好感，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樊家树能发自内心地真正爱上她，而当沈凤喜疯了，关秀姑走了，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抚慰，樊家树只能选择何丽娜。可以看出，樊家树不可能发自内心真正地爱何丽娜，只是出于他现有的处境，他本身的善良，以及何丽娜的穷追不舍。关秀姑心里默默地喜欢樊家树，造成她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凡事忍让的个性，封建伦理道德让她寻求解脱的方式是参禅拜佛，虽然不可以用“怒其不争”来指责关秀姑，也够得上“哀其不幸”了。
《啼笑因缘》通过“一男三女”的爱情模式，刻画了三个女子的悲剧命运，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经历了各自的不幸，他们都是爱情的受害者，并且都是因为同时爱上同一个人。而与之相比，《殉爱谱》里面的三角关系就复杂得多。
《殉爱谱》的恋爱障碍主题中，主人公崔文善与尹明姬中间插入一个金仁顺，韩语毕业论文，构成了三角关系。但是在小说文本中，金仁顺首先登场，大部分的恋爱叙事都是：男女主人公相遇――感情的增进――亲密关系形成――性的结合与否――爱的持续或中断，但是《殉爱谱》却对这一基本构造进行了改造。在小说的第一章，金仁顺关于自己的救命恩人崔文善怀有好感，正当读者期待他们俩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时，与崔文善青梅竹马的尹明姬在第二章中突然出现，“崔文善――金仁顺――尹明姬”这一三角关系开始了。金仁顺对崔文善的爱只是金仁顺单方面的暗恋，而此后崔文善与尹明姬恋爱障碍情节的发展，金仁顺起了关键性的影响。正是在金仁顺的邀请之下，崔文善在金仁顺的家里背上了“强奸杀人”的罪名，崔文善与尹明姬的曲折爱情故事从此展开。
三、爱情中的金钱因素、世俗意识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啼笑因缘》的故事进展与人物以金钱为基础的世俗意识选择是分不开的。这一爱情悲剧的关键并不在于军阀抢人这一外力因素，而是和金钱因素密切相关。女主人公沈凤喜“金钱”还是“爱情”的选择使小说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而《殉爱谱》中，这一选择模式并没有出现，物质性、世俗性的因素没有介入，在至高至纯的爱情实践这一命题下展开故事情节。崔文善为了不成为心爱的人的累赘，宁愿选择“自我牺牲”，实现崇高爱情。崔文善和尹明姬的爱情与社会地位和经济方面无关，他们进行着“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殉爱谱》主人公至高至纯的爱情背后，基督教的牺牲奉献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各种形式出现。担心双目失明的自己成为心爱的人的累赘，而毅然决然离开，“因为爱，所以选择离开”，这一看似矛盾的选择正是基督教至真至纯的爱的体现。尹明姬对崔文善的爱如此坚决，以至于最终与双目失明的崔文善结婚，为他贡献自己的一切。不管是文善还是明姬，不管对方处于何种不利境地而有所退缩，他们之间的爱情都没有因对方金钱地位和其他世俗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文学既反映社会生活，也表现人们的感情与思想，作家的创作总是要反映社会、揭示人生、表达情感，这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韩通俗小说的代表，《啼笑因缘》与《殉爱谱》都表现了爱情这一主题，但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两篇小说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商业化、市场化的通俗文学要求作者创作出符合大众市民审美取向的著作；而当时的韩国正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无力抵抗日本残暴统治的人民大众备受殖民地之苦，作者朴启周在《殉爱谱》中通过讲述两对男女之间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意在向人们宣扬宗教的“博爱主义精神”，通过这种精神来隐藏和暂时忘却现实的挫败感，以“以善报恶”的极端理想主义的方式来抵抗日本殖民统治，使民众得到心理上的些许抚慰。
参考文献：
[1] 朴启周.殉爱谱[M].首尔：民众书馆出版社，1970.
[2] 姜玉姬.韩国近代小说探讨[M].首尔：深泉出版社，2017.
[3] 朴泰祥.朝鲜爱情小说探讨[M].首尔：太学社，1996.
[4] 范伯群.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5] 蔡斗植.近代大众小说探讨[J].首尔：三文社，2017.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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