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韩建交以来，韩语论文范文，两国政府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近些年来两国关系由“暖”变“冷”，与两国公共外交的初衷背道而驰。所以，正视问题的存在，理性略论问题的形成原因，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中韩两国公共外交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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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韩国；公共外交；深层障碍；应对之策
中图分类号：D5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36-0010-04
公共外交是指“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1]7中韩建交以来，两国政府积极开展相互间的公共外交，以“韩流”、“汉风”为标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增进友谊，为两国关系的全面、健康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两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并非万里无云，近些年来两国民间关系龃龉丛生，逐渐形成一股“反华”、“厌韩”情绪，两国关系由“暖”变“冷”。这种局面令人始料未及，与两国公共外交的初衷背道而驰，也是今后两国公共外交不可回避的问题所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作用公共外交的顺利发展，进而作用两国关系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所以，正视问题的存在，理性略论问题的形成原因，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中韩两国公共外交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两国关系由“暖”变“冷”的标志性事件
1.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事件
2017年11月25日，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国内虽有不少专家指出韩国“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不一样，但还是有很多中国人坚持认为韩国“申遗”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抢注”。
2.“东北工程”
“东北工程”是一项探讨古代中国东北历史的学术探讨项目，其中涉及古代高句丽国的探讨，中国学者认为高句丽是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建立的古代地方政权，但韩国舆论大哗。中国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探讨，但韩国人认为“这是剥夺原本属于韩国的高句丽历史，使韩国人失去其民族的根”[2]58。2017年长春亚冬会上，韩国运动员举起白头山是我国领土的纸片，现场一片大哗，引发中国网民一片愤慨，韩国则欢呼叫好。两国人民间的敌意增加，距离变远。此后又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后续事件不断。
3.后续事件
如：汶川地震，部分韩国网民“恶言恶语”；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中国与韩国反对中国西藏政策等的集会者发生肢体冲突；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遭韩国SBS曝光；历史名人之争（中国一些媒体报道说韩国教授称孔子、李白等是韩国人，引发中国网民愤慨，后韩国声明经查均无事实依据）[3]；汉城更名首尔、李明博取消青瓦台凤凰标志，一些中国人认为这是在“去中国化”；中韩文化贸易不对等，中国积极引进韩国影视剧（如2017年67套，2017年超过150套）时，韩国却严格保护本国市场。2017年《还珠格格》在韩国收视率压倒其本土电视剧，引起韩方警惕，此后很少引进中国电视剧。近几年韩国三大电视台每年引进的著作量只有5%，其中以美国电影居多[11]。中韩两国文化贸易严重不对等现象，招致中国公众特别是演艺圈的不满和对“韩流”的抵制。
4.李明博“亲美疏华”的外交政策
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后提出了“亲美疏华”的外交政策，宣称要修复和巩固韩美同盟，酝酿恢复美韩日三国安全协调机制，将朝核问题上的中韩密切合作模式转变为“美主韩辅”的路线等等[4]，为中韩两国关系发展投下阴影。此后，发生“天安舰事件”（2017年3月26日晚）、“延坪岛炮击事件”（2017年11月23日），韩美加紧联合军演，如2017年11月底，美海军“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驶入黄海，参加旨在“针对”朝鲜的韩美联合军演，这不仅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美间的地缘政治矛盾也激化到了不可回避的境地。
据美国皮尤探讨中心2017年6月的调查显示，天安舰事件后，韩国对中国持正面印象的民众只占38%，负面印象占56%。与此同时，《环球网》在中国网民中进行了韩国印象调查，结果对韩国持负面印象的中国网民竟高达95%，可见两国民间敌对情绪之甚[5]。
二、两国关系由“暖”变“冷”的深层原因略论
1.经济关系变化导致民族心理的变化
两国经济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两国部分国民的民族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其中“自卑”与“自大”的心理相互交织、反复影响，对两国国民的自我身份认同起到了很大作用影响。
韩国人的“自大”或者说“优越感”来源于比中国较早实现现代化。中韩建交初期，韩国的综合国力和民众生活水平等都明显高于中国，这让韩国人有一种难以掩饰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韩国经济对华依赖加深，韩国人明显表现出心理的不适应与不平衡，焦虑、不安代替了“优越感”，他们担心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中国会把这种经济作用力转化为政治作用力，于是“中国威胁论”泛起，出现了一些对华极端对立情绪。韩国人的这种焦虑与忧患意识渗透着“历史情结”：首先，中韩两国友好交流源远流长，但期间也发生过战争。这些战争在韩国人看来，“几乎酿成韩民族灭国，是攸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件，是永远不能被遗忘的。”[6]87韩国人认为自己是朝鲜战争的受害者。其次，韩语论文网站，历史上两国间曾存在过朝贡宗藩关系，在韩国人看来，“历代朝鲜政权是从属于中国、受制于中国，韩民族是被胁迫的受害者”[6]87。这种历史的悲情意识，让韩国人对可能出现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某种秩序”怀有抵抗心理。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人也在“自大”与“自卑”的情绪中困扰。一方面，建交初期，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所创造的“汉江奇迹”，让中国人对韩国充满好奇与好感，面对韩国的富裕、文明和现代化，面对“韩流”、足球“恐韩症”等，“中国人的自卑即使没有表达，没有承认也肯定成为‘郁闷’的事实。”但是，另方面，“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使中国人在文化上颇有自负感”[7]66，不少中国人常常觉得韩国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其文化不过是中华文化下的附属文化，不足为奇，不屑一顾。至于历史上的战争，在中国人看来，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几次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对几千年的友好交流史作用极为有限。宗藩关系也是建立在自愿准则基础上，后发展成朝贡贸易关系，且多以“厚往薄来”为准则，显然这与韩国人的历史认知相冲突。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更令中国人自豪。这种成就感、自豪感，加上历史和文化的“优越感”，遭遇韩国的“中国威胁论”时，激起的无疑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2.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与碰撞
经济的高速增长促使韩国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国际地位的提高。韩国不再甘心处于小国从属地位，试图通过文化外交、公共外交，提高韩国作为“世界先进国家”、“文化韩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在维持韩美同盟的基础上，自主解决朝鲜问题，摆脱周边大国的束缚。但是朝鲜作为韩国的“敌人”，其最大支持者恰恰是中国，韩国与朝鲜之间摩擦频频的时候，自然会作用到韩国对中国的关系。
中国经济地位的变化，也给中国人的民族心理诉求带来了变化。经济上，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政治上，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在地区事务中起主导影响，摆脱美国束缚，发出自己的强音，早日实现与台湾的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重新成为世界性大国，这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行动纲领[7]67。但是这与韩国的民族主义诉求存在着冲突。在韩国人看来“没有美国的东北亚和平似乎难以想象”，而在中国人看来，美国因素恰恰是两国实现民主主义目标的障碍。
中韩民族主义的诉求都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都是对外部“压力”或“威胁”的自然反应，都是“民族的呼声”[7]68，但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对整个东北亚安全与稳定的局势都是有害而无利的，它只会加深两国民众之间的固有隔阂与猜忌，成为两国文化外交的深层障碍。中韩两国民间在许多问题上的激烈对立情绪，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不良作用影响有关。
3.对文化异同的不同认知
中国与韩国同属“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具有很多文化共性，但是两国的地域、语言、历史发展过程不同，民族心理素质亦不同，所以文化异同是客观存在的。韩国历史上深受中国儒家文化作用，但中国儒家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却是经“本土化”过程实现的，朝鲜李氏王朝时期儒学大家李珥的“主气论”与李■的“理气二元论”构成的“性理学”就是明证。19世纪中叶以后，“西学东渐”，儒家文化受到挑战。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当时的中国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而朝鲜则沦为了日本殖民地。民族抉择的无奈，造成两国文化的隔阂与背离。二战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朝鲜则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大韩民国。不同的文化选择，进一步加大了今日中国与韩国的文化异同。而对文化异同的不同认知又导致了误解、隔阂、冲突。部分中国人不自觉地会用历史文化的优越感来看待韩国文化，常常用文化的共性代替文化的异同性，忽略文化的变异性和异同性，导致文化误解、矛盾，如“端午祭申遗风波”。与此相反，韩国人为了能够防范有可能出现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某种秩序”，“并与屈从和耻辱的过去区别开来”，“渴望保留并维护他们独特的个性，渴望用他们自己的伟大传统支撑这种意识”[8]691，努力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即文化的异同性，因为韩国人认为，民族文化的独立与民族的独立一样宝贵。于是就有了“韩国学”，也有了“去中国化”的种种表现。
4.冷战思维导致的刻板印象、政治偏见
由于冷战时期长期的隔阂以及韩国国内长期存在的“反共宣传”，加上韩国与朝鲜的关系，韩国人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缺乏基本了解，有刻板印象、政治偏见。他们认为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独裁、好战；中国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朝鲜的盟友，一定也是一样。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一些韩国人看来是“一党独裁”。当他们带着这些偏见接触中国时，“文化冲突”常常就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发生。一些韩国人常常用自己推崇的西方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来评价、衡量、要求中国政府和人民，用自己的政治偏见干涉中国的内政（如“法轮功”、“藏独”等问题），结果必然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和民族尊严，导致矛盾甚至冲突，2017年北京火炬传递事件就是明证之一。李明博当选总统之后提出的新韩美同盟三准则，即“价值同盟、信赖同盟、和平同盟”，其中之一价值同盟，就是冷战思维、政治偏见在外交政策上的体现，它所追求的外交目的，就是靠近美日，疏远中国。
韩国人的政治偏见，首先缘于韩国冷战时期的反共宣传造成的贻害，但也和我们这些年埋头搞经济建设，忽略或无暇顾及文化外交，即没有更好地与外界沟通，很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有关。正如一位韩国资深经济学教授所言：“西方认为中国是一党独裁，应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但我认为西方模式不一定就是好的，重要的是要符合本国国情。中国的政策也是通过领导人和精英阶层的探讨讨论决定的，不能视为独裁。问题是中国该如何向外界宣传这一点，让西方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2]58显然，韩国不少人“反华”，但也不乏“知华派”。
三、公共外交应对之策
1.摆脱冷战思维，加强沟通，增强政治互信
国家无论大小、发展先后，政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只有摆脱冷战思维，回归理性、客观的态度，相互尊重、信任、平等，才能避免偏激、误读。为此，一方面，“两国高层和各级别要保持经常交往，充分利用各对话磋商机制，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要妥善处理双边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确保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12]另方面，中国要加强对韩文化外交，采取各种有效方法，巩固和扩大韩国知华派，依托他们做好增信释疑工作。促进双方政府智囊和意见领袖们的持续接触和有效沟通，这是确保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提升抗风险能力，进而从根本上保障两国间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的长久大计。
2.加强文化的双向交流，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准则
文化外交必须以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利为前提条件，否则，单向性的交流只会导致对“文化侵略”的抵制。鉴于韩中两国文化产品输入不对等等问题，韩国的一些学者已在呼吁韩国政府应该适当开放韩国国内文化产品市场，增加对中国现实题材影视剧著作的引进，使韩国民众有机会了解当代中国国情，减少文化误读与偏见，从而促进两国文化外交不断走向深入健康发展的轨道[6]87。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加强对韩的文化外交，扩大双向合作、互惠互利的文化交流活动，采取各种有效方法，向韩国乃至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理解中国。 3.着眼大局，求同存异
“求同”就是在维护两国国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东北亚稳定与发展的大局上“求同”，实现共识，协调行动。“存异”就是承认并尊重文化异同，保护各自文化的特点。中韩两国不仅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等不同，在语言、历史、民族心理、性格以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许多方面存在异同，所以在经济、文化、人员交流过程中出现矛盾、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两国地缘相近，文化同源，文化共性的存在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否则怎会出现“韩流”、“汉风”？关键要从大局出发，求同存异，既不能以文化的共性代替文化的多样性，也不能为了“存异”、强调文化独特性而否认文化的共性，以文化个性人为地割裂文化的历史同源性即文化共性。应该着眼大局，求同存异，以共性弥合异同，通过对话实现共识，这是当今处理国际关系的一条重要准则。
4.借鉴欧盟，以“新地区主义”克服民族主义的极端对抗
中韩两国存在的问题，也曾经是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的问题，但欧洲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体”――“欧洲政治联盟”的演变途径，从民族、国籍、种族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以地区主义即互相依赖、共同利益和欧洲认同，实现了对文化异同、民族主义等问题的超越。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都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以“新地区主义”的思维方式克服“国家至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抗。所谓“新地区主义”，其核心价值是“地区优先”而不是“国家至上”，“既不是全球主义的派生物，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替代品”，而是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9]7。它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准则，坚持表现形式、组织程度、地区主义思潮多样化准则，摒弃强加性、霸权性[7]68。事实证明，“反华”、“厌韩”，由骂成仇，与中韩两国文化外交的目标背道而驰。历史不靠仇恨来推动，可战争却因仇恨而发起。如何能够做到既顾及本国人民的情感，又能尊重别国人民的情感？欧盟的奇迹，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5.加强国民、网络、媒体的正向管理
两国应该从文化外交的战略大局出发，加强对两国网络舆论和主流媒体的正向管理，采取有效方法，规范和引导两国网络、电视等媒体舆论朝着有利于增进相互理解的方向发展，努力使网络、电视、报刊等媒体成为中韩两国文化外交的重要窗口，而不是谩骂诋毁的平台。与此同时，“无论是中方还是韩方，都有义务妥善处理两国分歧，都有义务教育各自国民正确理解和看待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长期睦邻友好。”[10]
总之，源于冷战思维的政治偏见、对文化异同的不同认知、经济关系的变化导致的民族心理及民族诉求的微妙变化等是中韩两国公共外交的深层障碍、两国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而这些障碍、制约因素的产生又都源于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了解、有效的沟通和深层的理解。所以，进一步拓宽两国民间外交的渠道和方式，加强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利，促进公共外交向纵深发展，是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有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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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胡锦涛同韩国总统李明博会谈[EB/OL] （2017-05-28）[2017-09-09].http：//politics.people.cn/GB/1024/7306210.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