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生产网络与中韩FTA: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探讨[韩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韩语论文 责任编辑:金一助教更新时间: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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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从区域生产网络的视角来探讨中韩FTA建立的可行性,并通过引力模型实证检验 了建立FTA对促进双边零部件贸易以深化两国分工与合作的作用。文章以零部件贸易来反映 区域生产网络内的分工情况,通过对1998―2017年的数据进行略论,发现中韩两国在东亚区 域生产网络内的分工合作程度是不断提高的,同时分工的地位又是不平衡的,这为建立双边 FTA提供了可能。随后本文通过建立双边零部件贸易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建立FTA有利于双 边零部件的发展,从而有利于两国在区域生产网络中进一步深化分工。探讨结果还表明,在 世界范围内和东亚区域内,FTA变量的回归结果有所不同,关于中国是东亚区域内的FTA的影 响大于在世界范围内的作用,而韩国则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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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区域生产网络 中韩 FTA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7)2-0045-12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两个重要 的特征。一方面,以产品内分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区域生产网络(regional production ne tworks)逐步成为国际分工的一种新格局;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大量涌现,其中 最具代表的是自由贸易协定(FTA,Free Trade Agreement)。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跨国企业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考虑,将一体化的生产过程分解成若 干个阶段,根据不同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程度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并对国际生产网 络进行系统整合。由于要素禀赋与地理因素的影响[注:Hummels D. Towards Geography of Trade Costs. Mimeograph: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9],商品的价值链已不再局限某一国( 地区)内,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贸易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到国际分工 中来,这样便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生产网络。当前全球存在着三个主要的区域性生产网 络,分别位于德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美国、墨西哥之间,以及东亚各经济体之间[注:Mitsuyo A, Kimura F.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 Distribution in East Asia. NBER Working Paper, 2017(10167)]。这当 中,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是东亚地区生产网络。该区域内典型的分工流程是,日本、韩国等 国家(地区)的跨国企业不断将商品链中生产、组装环节(包括部分研发、设计环节)转移 到中国来,然后再销售到其母国(地区)或世界其他地区。通过这样分工和合作,不仅加快 了区域内各国(地区)的产业升级,也促进双方经贸的发展,这里尤以中韩、中日的经贸关 系最为显著。当然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区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家间的分工已经形成、经 贸关系已很密切、区域生产网络已经运作时,建立FTA就成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想选 择。
  FTA是国家间为加快经济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的客观要求。而东亚地区作为世界经 济最具活力,且经济互补性也最强的地区,却未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区域自由贸易组织,这在 今后的发展中必然会因未形成本区域的最大化发展的优势而受到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不 断扩张的作用。因此,东亚各国寻求区域内的合作,尽快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就显得尤为必 要。随着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特别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不断密切以及中日韩 FTA的提出,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东亚各国正在积极地准备着,但由于受到历史遗留问题和领 土争议的作用,中日、韩日之间建立FTA的障碍依然很大。相反,中韩两国之间不仅政治上 比较稳定,且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两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依赖性和互补性也很强,加之 中韩地域相近且同属东亚文化,这为中韩两国之间建立FTA提供了可能。
  建立FTA涉及到相关各国的利益,当然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作用。因此,中韩之间建立FTA进 行可行性略论的探讨就极具现实意义。不同于国内其他学者的探讨[注: 杨树明,陈功.中韩自由贸易区构建思路.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刘昌 黎.论中韩FTA.世界经济探讨,2017(4)],本文主要从区域生产网络这一视角,来探讨 中韩之间建立FTA可行性,并通过建立贸易引力模型反过来实证检验建立FTA关于中韩分工合 作的作用,以求为中韩FTA的建立提供一些理论指导。
  
  区域生产网络背景下中韩建立FTA的必要性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最早起源于以日本的资本和生产技术对东亚地区的转移为主要表现的“雁 形模式”,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新型国际分工的演变,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从20世纪90 年代开始逐渐转变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生产形式,不同国家的公司逐渐加入到某种商品的 不同生产环节过程中来,最终形成了在垂直一体化生产体系内的零部件和装配的国际分散化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注:Prema-chandra A. Product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Patterns in EastAsia. Technical Report Working Papers in Trade and Development No.21, Economics,RSPAS, ANU, 2017],这也符合新的国际分工形式的发展以及国家之间 由于要素禀赋 的不同而参与国际分工的需要。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部,日本、韩国凭借技术、资本的优 势在区域分工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而中国利用在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也成为区域分 工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注:张蕴岭.中国同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与合作.当代亚太,2017(1) ],通过吸引FDI的方式承接日韩的产业转移并进行组装和生产,然 后销往欧美等地。这种因分工格局的不同而形成三角贸易结构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主要表 现形式。由此可见,中国与日本、韩国由于分工的需要而形成了经济上的紧密依赖和互补。
  为了探讨在区域生产网络的背景下,中韩建立FTA是否可行,下面我们首先考察中韩两国在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合作程度和依赖关系。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当前的近况是韩 国的跨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大量向中国转移自身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如组装等) ,这得益于两国地理相邻、文化习俗趋同等优势,也取决于两国当前经济实力所决定的分工 地位,这种分工格局的主要表现就是两国零部件贸易的迅速增长。从近十年来中韩 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零部件贸易额来看,[注: 根据Lemonie和Kesenci(2017),徐康宁、王剑(2017)关于贸易品所属生产阶段的划 分措施,除特别注明之外,本文的零部件产品是指联合国BEC代码中的42类(资本货品的零 件和附件)和53类(运输设备的零件和附件)贸易品。这一分类措施不仅包含了联合国SITC 代码中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和8类(杂项制品)商品中的零部件产品,还包含了6类(按 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商品的零部件产品,因而可以更为全面地反映世界以及区域范围内的零 部件贸易。]无论是从中国的统计还是从韩国的统计 看,中韩两国双边零部件贸易额都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中国从2017年开始取代日本成为韩 国最大的零部件贸易伙伴。到2017年,与中国的贸易额已占韩国零部件贸易总额的26.7%, 比1998年提高了近23个百分点。而韩国在中国的零部件贸易中的地位也逐年提高,2017年韩 国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五大零部件贸易伙伴。中韩两国在各自的 零部件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中韩其他贸易伙伴的比重却呈现出下降或时常波动的 状态,特别是同处亚洲的日本,在中国的零部件贸易中的地位逐年下 降,比重由1998年的24.5%降到了2017年的13.6%;在韩国的零部件贸易中,日本所占的比重 从 2017年开始也显著下降。这说明中韩两国在新国际分工的格局下所表现出的经济依赖性和互 补 性是十分明显的,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所表现出的分工合作程度和潜力也是强于日本等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建立中韩FTA是两国谋求进一步深化分工并促进 经贸发展的最好选择。从当前的现实状况看,两国在分工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中国基本上 处于韩国主导的商品价值链的末端,主要根据韩国跨国企业的要求进行零部件的生产加 工和装配。这可归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中韩两国各自具备的比较优势,即韩国在技术、资 本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主要在劳动力上拥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是韩国关于其国内某些 产业的市场进入有所限制,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公司对韩国的投资始终不高。为了加快两国 在区域生产网络内的进一步合作与发展,以求平衡双方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平等地位,加快各 自的产业升级,此时建立中韩FTA也是必要的。建立FTA后,两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 或取消不但能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能整合双方的市场,由此可带来生产上的规模经济 和更加自由的双边贸易,这对中韩双方无疑都是有益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韩在区域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建立FTA的可行性,我们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 内比较典型的电子(电气)业为例来略论中韩两国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合作程度。 根 据联合国标准国际贸易分类第三版(SITC3.0)以及Ng和Yeats(2017)、陈勇(2017)的分类 措施[注:Ng F, Yeats A. Major Trade Trends in East Asia: What are implications for reg ional cooperation and growth?.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7(3 084);陈勇.新区域主义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我们将SITC75、76、77这三项归类为电子(电气)业零部件。中国在两国电子 (电气)业的双边零部件贸易中始终处于逆差。从双边贸易额 不断增加的角度,可以说明中韩两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的合作关系和依赖程度是不断加 深的;从中国的逆差额逐年增大的角度,可以说明韩国当前在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具有比较优 势,在电子(电气)制造业中就表现为大量零部件的出口,特别是到与之相邻且劳动力具有比 较优势的中国,而中国主要负责整体生产和装配,从而导致两国在分工地位上的不平等,这 样的略论结果也印证了我们前面的论述。为了解决这种分工地位的不平衡以进一步促进双边 经贸的发展,除了中国要进一步加快产业升级,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中国有实力 的跨国企业也要加快对韩国进行投资,从而提高两国间产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建立FTA,则可以增加中韩两国彼此之间的投资。由于FTA导致关税的减免和壁垒的消除,韩国的跨国 企业会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并增加从韩国进口零部件和中间品,同时也会增加对韩国的最终 产品的销售。而关于中国的公司来说,通过建立FTA而加快对韩国投资从而进入更多的韩国 市场,这不仅增加公司的收益,也可以缓解当前中韩双边贸易不平衡和分工地位不平等的现 象,最终促进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稳定发展。
  
  建立FTA对中韩区域分工与合作的作用: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略论
  
  前文的略论已经表明在区域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建立中韩FTA是可行的,为了具体验证建立FTA 是否有利于双方增加零部件贸易以深化分工合作,我们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实证计量略论,本 文的略论主要基于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这一措施。
  1.实证模型
  本文以中国(韩国)的45个主要零部件贸易伙伴为探讨对象(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北美洲 的美国、、墨西哥;欧洲的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比利 时、挪威、芬兰、丹麦、瑞士、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波兰、捷克、奥地利、匈牙利、罗 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以及俄罗斯;亚洲的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 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沙特、以色列、土耳其;非洲的南非 、埃及;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时间跨度为1998―2017年 。根据本文所要探讨的目的,以及作用双边零部件贸易或国际分工的相关因素,针对中、韩 两国,我们建立了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Ln(PCTRADEC•j•t)=C/α1ln(TGDPC•j•t)/α2ln(DPGD PC•j•t)/α3ln(DISTC•j•t)/α4FTAC•j•t/α5ln (TELEC•j•t)/μi/εC•j•t(Ⅰ)
  Ln(PCTRADEK•j•t)=C/α1ln(TGDPK•j•t)/α2ln(DPGD PK•j•t)/α3ln(DISTK•j•t)/α4FTAK•j•t/α5ln (TELEK•j•t)/μi/εK•j•t(Ⅱ)
  
  式中PCTRADEC/K•j•t分别表示第t年中国、韩国与贸易伙伴j之间的双边零部件贸易 额;TGDPC/K•j•t分别表示第t年中国、韩国与贸易伙伴j的GDP之和;DPGDP C/K•j•t分别表示第t年中、韩与贸易伙伴j的人均GDP之差;DISTC/K•j•t 分别表示中、韩与其贸易伙伴j之间的经济距离;FTAC/K•j•t分别表示第t年中、 韩与其贸易伙伴j之间是否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TELEC/K•j•t表示第t年中、韩与 其贸易伙伴j之间的电话线路总长度;C为常数项;μ为国家(地区)特定不随年份变动的误 差项;ε为随机残差项;t表示年份;αn(n=1、2…5)为对应变量的系数;ln为自然 对数符号。
  前人的探讨大都是以某些具体年份的截面数据样本进行计量略论的,但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环 境不断变化,截面回归的结果不能完全反映客观现实的本质。所以为了扩大样本容量,也使 探讨更加具有意义和价值,我们采用了面板数据(Panel Data)回归的措施,以克服单纯截 面回归和时间序列回归存在的缺点。
  2.变量和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PCTRADEC/K•j•t分别表示中国(下标为C)和韩国(下标为K)同j国 在第t年度的双边零部件贸易额(出口额与进口额之和),主要反映两国(地区)间垂直 专 业化分工规模,特别是区域生产网络内两国的分工合作程度。历年的零部件贸易数据来源于 UNTRADE 数据库。
  在解释变量的选取过程中,我们充分遵循了内在关联性、资料真实性和可获得性的准则,找 出可能作用双边零部件贸易或分工的相关变量,主要可以分为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地理距 离、制度因素和服务因素等五个方面。对这些变量的具体解释如下:
  市场规模(TGDP)。Jones和Kyerzkowski(2017)的模型显示劳动分工的深度和范围取决于 生产规模的大小,而市场规模从根本上决定了生产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水平,并最终决定了 该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注: Jones R W, Kyerzkowski H.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Fragmentation. // Calvo G A. et al eds. Money, Capital Mobility and Trade,Essays in Honour of Robert A, Mundell. Cambridge (Mass.)and London: MIT Press ,2017]。本文采用了程惠芳、阮翔的处理措施 ,用两国(地 区)的双边GDP之和来反映市场规模的大小[注:程惠芳,阮翔.用引力模型略论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世界经济,2017(11)]。各国(地区)历年的GDP来源 于联合国的UNCTAD(省略),预期符号为正。
  要素禀赋(DPGDP)。要素禀赋的不同使得参与分工的各方,都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来专 注于产品某个环节的业务,如发达国家会将生产、组装等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而在国内 集聚更多的技术密集型的核心环节,从而推动了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演变。本文采取了双方人 均GDP之差来表示要素禀赋。相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的UNCTAD(省略) ,预期符号为正。

  地理距离(DIST)。地理距离自Tinbergen、Poyhonen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中来[注:Tingergen J.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Appendix VI: An Analysis of Worl d Trade Flow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2; Poyhonen P. A Tentativ e Model of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 63,90(1)],就是一直贸易引力模型探讨中的一个不可忽缺的变量 ,距离越远不仅 运输成本越大而且风险也会越大。考虑到各国(地区)的贸易大部分是通过海运完成的,所以 在距离这一变量的选取上,我们以贸易双方的经济中心(如中国的上海、韩国的首尔等)之 间的海运距离来表示。相关数据来源于省略中的“distance calculator ”(距离计算器),预期符号为负。
  制度因素(FTA)。制度因素是本文主要考察的一个变量,以自由贸易协定(FTA)表示。区 域贸易协定的建立,不仅可以大大减低零部件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成本,同时还为跨国企业 外包业务提供宽松的政治和法学环境,这一影响在区域生产网络内表现尤为明显。在实际回 归中,我们设定了FTA虚拟变量,具体定义为:如果中国(韩国)与某一贸易伙伴在某一年 签署了FTA,则FTA=1;否则FTA=0,具体FTA签署情况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官方网站(w ww.省略),预期符号为正。
  服务因素(TELE)。Deardorff等的探讨已表明服务(包括交通、保险、通讯等) 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贸易的发展,还加快了国际分工的深入[注:Deardorff A V. International Provision of Trade Services, Trade, and F ragmentation.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7(2548)]。因此,服务因 素也是作用双 边零部件贸易进而作用分工的一个重要变量。由于数据的难以获得,本文仅从以贸易双方的 电话线路总长度表示的通讯角度来反映服务变量,因为电话的普及体现了信息通讯服务的进 步和成本的降低。相关数据来源于2017年《世界发展指标》和Source OECD数据库( 省略/databases)。
  3.计量结果
  在略论的过程中,由于我们采用的是跨国截面数据,考虑到不同年份之间可能会存在 异同,所以对不同时期设置了时期固定效应(period fixed effect)加以控制,通过混合 最小二乘法(pooled least squares)进行回归 [注:李坤望,宋立刚,赵兴军.零部件贸易: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途径.//Ross Garnaut, 宋立刚主编.中国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最终的结果参见表1, 其中每个方程又分为包含时期固定效应和不包含时期固定效应两种情况。
  
  从表1的各项统计指标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基本通过至少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 具有较好的解释力。重点考察FTA这个解释变量,两个方程的系数都为正,方程Ⅰ在包含时 期固定效应和不包含时期固定效应两种情形下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方程Ⅱ中,在包含 时期固定效应的条件下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在不包含时期固定效应的条件下也通过了10 %的检验,充分说明建立FTA与双边零部件贸易是呈正相关关系的,这说明建立FTA可以促进 参与方之间的零部件贸易,这当然也包括中韩两国之间的零部件贸易。同属东亚区域生产网 络 内的中韩,零部件贸易的扩大意味着双方间的分工进一步深化及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因此 ,建立中韩FTA,对中韩两国在区域生产网络内加快合作、促进发展是有利的[注:为了验证日本因素关于中韩FTA建立的作用程度,我们采取同样的措施,选择日本与其 45个主要贸易伙伴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回归略论,结果发现FTA变量显著为正,且系数大于 韩国的回归结果,而小于中国的回归结果,这说明同日本建立FTA的正向影响是大于韩国而 小于中国的,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因素对中韩FTA也是存在作用的,特别是对中国的作用比较 明显,这归因于中日产业的互补及中日分工的不同地位,且日本经济实力和影响要明显强于 韩国。]。
  为了进一步考察在区域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建立FTA是否会促进中韩双边零部件贸易发展 ,我们将计量样本的范围缩小至东亚区域,具体包括中国、韩国、日本、香港、新加坡、马 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然后根据方程Ⅰ、Ⅱ的设定形式,分别对中国 (韩国)与其九个贸易伙伴的双边零部件贸易额及相关作用因素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具体结 果如表2所示:相关数据的 符号大体没有改变,但数值上有所变化,整体的解释力不如表1,这可能是由于样本数量的 减少所至。观察FTA这个变量,方程Ⅰ、Ⅱ的系数依然为正,且都通过至少10%水平的显著性 检验,其中方程Ⅰ在设置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形下还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东亚区 域生产网络内建立FTA依然是有利于中、韩零部件贸易发展的。但通过对比表1和表2中FTA变 量的系数,可以发现两者的系数已有所变化,其中表2中方程Ⅰ的系数要大于表1中方程Ⅰ的 系数,而方程Ⅱ的系数要明显小于表1中方程Ⅱ的系数。关于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在东亚 区域生产网络内中国已经与东盟、香港签订了FTA,而且双边零部件贸易自签订FTA之后发展 尤为迅速,但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 除了东盟和香港之外,当前与中国已经签署FTA协议 的只有智利和新西兰,但智利又不在我们样本范围内,所以整体效果不如在东亚区域内部。 反过来,当前韩国在东亚仅与新加坡签署了FTA,与整个东盟还没有正式签署,而在世界范 围内,韩国已经与美国、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等签订了FTA,所以回归结果就表现为 在东亚区域范围内的系数要小于世界范围内的系数。
  
  
  主要结论
  
  通过对区域生产网络背景下中韩建立FTA的可行性进行略论,以及应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 建立FTA关于促进中韩零部件贸易的发展以及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分工程度的提升,本 文主要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和启示:
  (1)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浪潮下,中韩两国提出建立FTA是符合时代发展需 要并有利于促进双边经贸进一步发展的。从东亚区生产网络内中韩两国零部件贸易发展近况 可以看出,随着两国零部件贸易的迅速发展,两国的分工合作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在区域生 产网络内部形成了一种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分工的生产格局。为了加快双边合作和经贸发展 ,此时有必要建立FTA来减免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以寻求更加自由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当 然由于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两国在区域生产网络内的分工地位是不平等的,通过建立FTA 也可以鼓励更多的中国公司投资于韩国,来缓解双边分工的不平衡。
  (2)无论是世界范围内还是东亚区域范围内的面板数据的回归略论都显示,建立FTA是有利于 中韩两国与各自贸易伙伴之间的零部件贸易发展的。但关于中国,在东亚区域范围内的系数 要大于世界范围内的系数;而关于韩国,则是世界范围内的系数大于东亚区域范围内的系数 。这主要是因为,中韩两国的FTA战略发展的不同,当前与中国签订FTA的国家或地区主要集 中在东亚,而韩国主要在美国和欧洲。探讨还发现,中韩FTA的建立难免会受到日本因素的 作用,特别是对中国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一作用主要是日本的经济地位和影响、中日韩FTA 的发展所带来的。
  (3)FTA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当前全球签署的FTA已有300多个。从长期来看 ,这也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一个重要形式,而当前的中国虽然在FTA谈判上已取得 一些成就,也同一些国家(地区)签署了FTA,但发展速度显然是缓慢的,尤其是与发达国 家之间的谈判异常艰难。所以,在今后的FTA的发展战略上,中国需要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 态,并且要加大同众多发展中国家建立FTA的探讨,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过去拥有的 比较优势将逐渐消失,分工的格局将会随着中国产业升级的加快而有所改变,因此我们必须 为之而进行发展模式上的调整和改变。
  (责任编辑:张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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