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与中国一样,同为深受儒教伦理作用的东方国家,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类似“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政策,在韩国比中国贯彻执行得更好。“学历是门面、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等观念深入韩国国民的骨髓。 有专家认为,光从减少私教育费一项来说,平均化教育政策政府就没达到初衷。因为实行教育平均化以来几十年,韩国接受私教育费的人数是有增无减:1980年,13%的小学生、20%的初中生、26%的高中生接受了课外教育,而到了2017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83%、75%和56%。现在接受课外教育的学生比例更高了。 韩国媒体称,只要存在进入名牌大学的竞争,私教育费就不可能降下来。为了釜底抽薪,根本起到学生减负、降低私教育费,各届政府多次设想过改革高考考试招生制度。如:不凭高考分数为录取惟一标准,还要根据特殊学生的才能和专长选择其一入学;为改变一张考卷定终身的制度,从2017年起实行高考“内申制”,即高校录取新生时,除高考成绩外,更多地要参考考生在高中时的学习成绩。结果是,每所高中为了让自己学生考进理想大学,都给自己学生高中成绩打出高分。自从1974年教育平均化以来,高考考试和录取制度就变化了15次,弄得老师学生家长都无从适从。最后往往还退回到一张考卷定终身的老路来。 教育部是韩国政府机构中最费力不讨好的部门。金大中执政五年,头三年就换了六个教育部长;卢武铉当总统五年,换了四个主管教育的副总理。 火爆的私教育市场 在教育平均化政策下,学生在公共教育中保证不了获得将来考进名牌大学的竞争力,只能寄希望课外辅导班(在韩国称作补习学院),为此要付出昂贵的私教育费。 韩国政府与国民都极端重视对教育的投入。据韩国媒体披露,2017年,韩国对公共教育(学校教育费)的投资占年GDP总量的约8.2%,在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30个成员国中位居第二,该组织成员国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6%。近二三十年来,韩国的财政预算总支出1/5安排为教育经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8.2个百分点中,家庭承担了3.4个百分点,明显高于OECD成员国平均数的0.7%。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家庭除了对孩子在学校的教育投入以外,还为子女教育投入了巨额的“私教育费”(与学校教育或者公共教育对应,主要指各种课外补习班,各种证书考试辅导班),其比例之高可以说举世无双。 以2017年为例,私教育费几乎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一半(47%),占家庭总支出的12%。韩国“私教育费”占这个国家对教育总投入的41%,而OECD国家平均仅为14%。据韩国教育部门的抽样问卷调查,这年韩国77%的小学、初高中学生到课外补习班补课,每周平均10.2小时;接受课外辅导的学生平均每人每月花费28.8万韩元,每年达346万韩元(约合3460美元)。 除了各种升学考试辅导班外,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私教育:资格证书辅导班如英语考级、托福班、计算机考级、会计师证、厨师证、建筑师证等;公务员考试辅导、司法考试辅导;各种技能辅导班:如跆拳道班、音乐班、绘画班、美容班等等。 2017年,韩国各种私人教育费市场总量约21万亿韩元(当时1000韩元∶1美元合210亿美元),占当年韩国经济总量的2.3%! 自从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经济一直不是太景气,家庭都压缩消费支出,惟独教育支出一直呈上升状态。即使生活再困难,父母也不愿意减少对孩子的教育支出。有统计显示,这10年来,韩国物价年均上涨2%-3%,但教育费用上涨是物价的两倍以上。 遇到经济危机时,百业萧条,往往课外辅导一业独秀。家庭用于私教育费用占家庭总教育支出的比重,更是呈上升状态。2017年为28.4%,2017年为31.4%,2017年为34.1%,2017年更为47%。从绝对额看,2017年韩国全国私教育费用是2017年的3倍。 面对一个年销售额达20多万亿韩元的课外辅导市场,私教育在韩国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学院(韩国称补习班叫学院)数量急剧上升。仅以小学、初高中升学辅导为对象的学院为例,2017年末全国有16659家,2017年中有27724家,2017年9月增加到34500家。6年时间,补习学院增长了一倍多。 据韩国报纸报道,2017年,韩国从事课外辅导的全体从业人员达52万人。其中,在学院任教的讲师有24万人,学院派到学生家庭进行辅导并批改作业的老师有7万,另外还有21万上门一对一辅导的老师(多由作为勤工俭学的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大学生担任)。这相当于当年韩国总就业人口(2358万)的2.2%。近几年,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每年有近10%的大学毕业生直接做了补习学院的老师。 课外辅导市场火爆,盈利空间大,潜力无限。韩国很多著名公司如三星、现代、LG这样超大型韩国公司都染指课外辅导行业。国际上著名的民办商业性教育机构也来韩国分私教育的一杯羹。这些公司所获利润都颇丰厚。 和中国一样,一年一度的高考也牵动着千万个家庭的神经,“金榜题名”不啻是千万个青年学子的最高人生境界。高考升学率往往也成为评价一个家庭、一所中学优劣的重要指标。1980年,韩国高中生升入大学率为27.3%;1990年为33.2%;2017年为68%;2017年以后超过80%;当前已经为84%。如前所述,韩国大学教育普及率位居世界第4位。如今,这个不到5000万人口的国家,4年制大学超过200所,拥有300多万名大学毕业生。 按理说,在高达84%的大学教育普通率的国家,高中生要上大学应该很容易。然而,若想上名牌大学却绝非易事,同样要面临残酷竞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意味着可以选择好行业、大公司,比低学历人或者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享受更优厚的收入。为了让孩子将来上名牌大学,韩国的家长就得设法让自己的孩子上名牌幼儿园、名牌小学、名牌中学,甚至在婴儿时期就开始让孩子进入竞争角力场,为的是不输在起跑线上。 笔者经常在韩国报纸上看到这样极端的报道,在首尔富人区也是辅导学院林立的江南区,居然有“婴儿英语班”,少妇或者保姆抱着一二岁的婴儿来听课,还往往一张听课证难求。 笔者2017年曾在韩国光州讲学一年,晚上八九点钟离开学校回住处时,在公共汽车站总能看到一大群年轻的妈妈带着学龄前的孩童,在附近学院学英语或钢琴,也有学跆拳道的。也能看到一群群穿着校服的中小学生放学后再去各种补习班继续听课。我就想,在儒学文化圈内的东亚国家,“读书至上”的伦理真是颠扑不破的,只是不知生活在这样国度的孩子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世界上能够与中国中、小学生比辛苦的大概只有韩国了。 课外辅导泛滥,学生负担重,家长花在孩子身上的私教育费成了家庭昂贵负担,有韩国专家称,学费昂贵的课外辅导班是侵害民生经济的“毒瘤”,是韩国社会的“陈年疾患”。显然,私教育在韩国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近几届韩国政府,都发誓要将私教育费降下来。 卢武铉政府时期限定补习学院学费上限,规定补习班每天开办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由优秀高中教师在国立教育电视台开办高考讲座,考生免费收听等等,然而这些方法收效甚微。 李明博政府提出的具体方法有改进高考录取方式,从一张考卷定终身,到参考学生高中学习成绩;试卷从选择判断题为主到增加论述题分量;寓教育于娱乐中,实行活性化教育(有点类似我国的素质教育);由家长和学生对公立学校中小学老师的工作进行评分制;硬性规定辅导学院学费的上限等等。然而,同样没收到什么效果。 韩国媒体称,只要存在进入名牌大学的竞争,私教育费就不可能降下来。 海外留学方兴未艾 如果按照人口与出国学习的的比例,韩国真可以算是个留学大国。 历年美国中韩国人最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1997年至2017年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本科毕业学校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3420人毕业于韩国的首尔大学。这是除美国本地大学以外的最多的外国大学。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紧随其后。 随着1992年中国与韩国建交,10多年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最快,到中国来留学的韩国人骤然增长。如今,中国的外国中,数韩国人最多,约占总数的40%以上。而在韩国的中国更占韩国外国总数的60%-70%。每年一度的“汉语托福”(HSK)考试中,以韩国考生最多;同样,“韩语托福”考试,也以中国考生数量第一。 20世纪80年代,只有一个韩国人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到90年代,有215名,至2017年止有484名,现在肯定有上千名韩国学生在中国的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中、小学生掀起了早期海外留学热潮,迄今人数已将近占到韩国到海外总数的10%。 据韩国教育开发院公布的小学生和初、高中生出国留学的数字是:1998年1562人、2017年4397人、2017年11320人、2017年16446人,6年时间增加了10倍以上。其中,1998―2017年,小学生的出国留学人数由212人增加6276人,增加近30倍;初中生人数由473人增加到5568人,增加11倍;高中生人数由877人增加到4602人,增加了5倍。可见韩国留学的低龄化现象非常严重。 韩国早期留学盛行的原因很多,大致可归纳为下面几点: 如前所述,韩国是个深受儒家伦理作用的国家,有重视教育的传统。韩国的父母只要孩子上进,有出国深造的意愿,会不遗余力地送子女上欧美发达国家留学。 国外名校文凭身价高。尽管当前韩国高中生有85%的人能进入大学,但要考上名牌大学,竞争仍然非常残酷。在韩国,名牌大学的学历无异于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政府高级公务员、三星、现代、LG这些大企业的职员大都从排名前10的大学毕业生中选拔。能否进入名牌大学攸关学子们的前途。这样,学生的命运便全凭高考一锤定音。但是名牌大学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人人都考上名牌大学。摆脱国内升学的残酷竞争,是韩国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送孩子出国留学的一个重要理由。而在欧美常青藤大学取得了文凭,无论是在国外就业还是回国发展都能得到很多的机会,社会评价也很好。 回避国内“教育平均化”。有人称韩国低龄留学的兴起为韩国的“教育大逃亡”,学生家长清楚认识到,依靠韩国现有教育体制,子女没有未来可言。这种教育体制下,学生患得患失,唯分数而分数,普遍学习兴趣不高,每年高考后,自杀起数都不少。与其花不少钱让孩子接受这种痛苦教育,教育内容也越来越不适应今后社会的发展,不如咬咬牙及早让孩子出国留学,接受更新的教育理念和内容,免去将来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的痛苦。 寻找更好就业机会。自从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一直未能完全缓过气来,进入21世纪后,经济年均增长率不到4%,失业尤其是大学生失业情况异常严重。韩国政府公布的社会失业率是3.5%上下,而大学生失业率往往是8%―9%,接近10%。而韩国国内对“海归”的重视远远高于国内毕业的大学生,这种教育投资回报率高,因而自然成了家长送孩子出国留学的一大动因。另外,许多留学国外取得丰硕成果的韩国科学家或公司家的事迹也对年轻的韩国学子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鼓励他们纷纷将目光盯准国外名校。 至少能提高英语水平。韩国人用在学习英语上投入(时间与金钱)是惊人的。韩国三星探讨所发表了一个探讨报告《英语经济学》称,2017年,韩国家庭用于学习英语的相关投资近15万亿韩元,占当年GDP的1.9%,占当年全国教育预算的47%。报告指出,尽管投入了这么庞大的资金,但韩国人的英语水平不堪设想。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评价说,在61个国家中,韩国人的外语能力排名第35位。正如香港一家咨询企业指出,韩国在亚洲12个国家中是英语沟通最难的国家。据英语“雅思”考试组织单位介绍,韩国的留学或移民英语水平测试,在全世界处于最下游。 可是在韩国,英语水平往往非常被看重。无论是升学考试还是招工应聘,英语无不放在非常重要位置。甚至有韩国媒体极端地称“英语决定命运”,英语水平之于韩国人犹如种姓制度之于印度人。所以韩国人留学主要去欧美、、,其中美国无疑是首选。 早期留学现象相对集中于大城市的富裕家庭,以首都的首尔地区尤甚,2017年全国早期留学人数16446人中的75%(12317名,其中小学生和初中生为6089人)就出自首尔地区。2017年,首尔地区仅小学生和初中生出国留学人数就达7001人,比上年增加15%。 孩子早期留学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都非常沉重。低龄儿童出国留学,往往还要大人陪读,而且往往是母亲陪读,父亲则在家拼命工作挣钱,维持妻子儿女们昂贵的海外学费和生活费。每到寒暑假,孩子们随妈妈回国与爸爸团聚,开学了,他们又回到海外继续上学。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韩国称这种家庭为“大雁家庭”,称这种父亲为“大雁爸爸”。 韩国用在海外留学、研修费用直线上升。据《朝鲜日报》报道,1997年为11.5亿美元、2017年为9.6亿美元、2017年为14.2亿美元。2017年,韩国到美国留学的公民(从小学到探讨生)共计8.66万人,列世界第一位。到国外留学的总数达19万人,海外进修生20万人。这年韩国用于海外留学、进修的学费达22亿美元,如果加上学生的差旅费、生活费及陪读家属的费用,估计接近1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韩国GDP的1%。不少韩国公司家心疼地说,我国靠出口制造业产品挣取的美元顺差,都用来填补出国留学这个无底洞了。 学历社会,文凭至上 可以说,在韩国社会,重视学历、文凭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韩国报纸有一个针对年轻人对于成功要素的调查,结果显示,男性认为成功最重要的要素是“学历文凭”,女性认为是“外貌气质”。 就业应聘文凭优先。在韩国,无论是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还是各企事业单位招聘员工,在履历表中都少不了“最后学历、毕业学校”栏目,有些单位招聘更绝,甚至要应聘者填上“父母学历”。那些高学历者尤其是毕业于“汉(汉城大学)、高(高丽大学)、延(延世大学)”的学子个个趾高气扬,而毕业于不太起眼的地方大学的毕业生在职场竞争中则显得灰溜溜的。据韩国主流媒体披露,毕业于“汉、高、延”三大名校的在政府高官、大公司高管中占据非常高的比例。 收入与学历挂钩。在韩国社会,不同学历的人就业收入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韩国媒体有个调查,韩国初中、高中、大专、本科毕业生工资收入的动态变化是:如果以本科生收入为1的话,1995年初中生为0.6、高中生为0.74、专科生为0.76;2017年初中生为0.58、高中生为0.69、专科生为0.72。到现在,这一差距更明显了。 在不同大学获得的学位在就业市场上的待遇可谓泾渭分明。2017年韩国开发探讨院对全国199所四年制大学依次排名后,略论了他们毕业第一年的工资。排名1-5名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月工资为233万韩元(1988-2017年,下同);6-10名的大学178万韩元;11-30名的大学是173万韩元;31-50名的大学是160万韩元;51-100名的大学是152万韩元;100名以外的大学是145万韩元以下。 韩国大学毕业生的收入绝对数甚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自己的日本,相对水平(年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相对数超过美国和英国。下表以世界金融危机前的2017年为例说明之: 与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和台湾相比,韩国大学生收入也高。以2017年为例,以韩国大学生收入为1的话,新加坡为0.87,台湾为0.64。 追求高学历的社会氛围。韩国媒体2017年5月就韩国国民对高学历趋之若鹜的原因做过一个调查,有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以学历为主的社会结构和重视学历的社会氛围”。与单纯的“收入”相比,大多数人更因为名誉、自尊心、家庭的荣耀而追求高学历的。 重视教育,看重文凭确曾给韩国的经济起飞带来了积极影响。众所周知,韩国是个自然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他们能够实现汉江经济奇迹,位居亚洲四小龙之列,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高素质的劳动力。按韩国领导人所说,“国民的大脑是韩国惟一的富矿资源”,“大脑产业是韩国增长的潜力”。高素质的劳动力与韩国举国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 但是物极必反。过分追求文凭的学历社会给韩国也带来了颇多副影响。 文凭造假层出不穷。2017年韩国东国大学申正娥教授,自称获美国某名牌大学博士学位,凭着这个“名牌大学文凭”,当上了教授,还当上了颇有国际知名度的光州市国际艺术双年展览会的艺术总监。后来发现申的文凭是假的,这在韩国社会引起了极大震动。为此,韩国大检察厅还成立了“打击扰乱社会信任基础犯罪专案组”,专司学历、文凭验证之责。 在扫荡假文凭方法的震慑下,一时许多社会名流,名画家、电视名主播、文艺明星纷纷自首,或坦白自己文凭有瑕疵,或承认自己学历有谎报之嫌,如到国外大学进修就说成是取得学位等等。其中不乏一些确实有才能的人士,当他们被问到为何伪造文凭或者谎报学历时,不无委屈地说,在学历就是实力和身份证明的社会,没有过硬的文凭,在社会实难立足。 顺便讲个故事。平民总统卢武铉没上过大学,最高学历只是商业高中,他通过自学获得律师头衔,后来成为韩国著名的人权律师。就是连卢武铉总统这样一个“成功人士”,在他总统任期五年内,也因缺乏名校文凭而饱受反对党诟病。动辄批评他政策失当,原因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侮辱他的夫人权良淑女士,不配称“国母”,只是个“煮饭婆”,因为她只上过初中,而历届总统夫人大多是毕业于韩国著名女子梨花大学的名媛。 学历膨胀。随着社会对文凭需求的渴求,韩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来了个高校升级大跃进:中专升专科、专科升本科。到现在,一个人口与国土面积都只与我国浙江省相当的国家,竟有200所四年制大学,4900万人口中,有大学毕业生300多万人,出现了典型的“学历膨胀”。 学历膨胀带来的是大学生就业难。本世纪以来,韩国进入了经济增长但就业增加有限的时期,一般情况下,韩国失业率都在4%上下,但大学生失业率是平均失业率的双倍以上,常保持在9%左右。许多大学生为了避免“毕业即失业”的命运,通过休学推迟毕业,每天照例到学校教室、图书馆自修学习,人称校园的“大五生”,或者通过考研,躲避就业。 大学升级热的一个副影响是很多原基础差升级上来的地方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滥竽充数的本科大学又太多,一些非名牌的地方大学招生就非常困难。从中国招收高考落榜或者高考成绩不理想的年轻人,成了挽救奄奄一息的不少将要倒闭或被兼并的韩国大学的一线生机。 人才高消费。社会上有文凭的人多了,任何用人单位招聘时,都要求应聘者学历“高高益善”。在政府部门或者银行、电力、邮电、石油等国有公司很多以往为高中生、职高生或者中专生、大专生的传统岗位现在都必须得是大学生了。这使得本来以就业为主的中专生、职高生毕业后,高达80%的人准备考大学,专科生也纷纷准备专升本。乃至韩国有学者呼吁,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私人大公司招聘员工时,应该划出一定比例专招高中生、职高生和中专生。 韩国社会确实患“学历至上”、“名牌文凭通吃”风气久矣!为使韩国社会持续数十年的文凭热降温,韩国政府曾采取过多种方法。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4月22日,韩国政府总理室宣布,今后政府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在新人录用、升职、提薪方面,不再参考当事人的学历高低,保障所有国民都可以参加录用考试,取消对学历高的人加分制度。这样一个重要的政策举措,在韩国社会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然而,韩国总理室的政策能否奏效,笔者仍持悲观态度。因为类似的政策韩国以前也颁布过,结果往往是反而助长了韩国社会的“学历至上,文凭通吃”。 走笔至此,本文虽已是超过万字的长文,所利用的资料全部来源于笔者每天阅读的五六家韩国主流报纸的中文电子版,然囿于韩国官方统计数据的难得性,以上对韩国教育状况的述评,恐难以准确评价韩国教育的利弊,更谈不上客观、公正。只能选取几个我国读者会感到似曾相识的断面,希冀读者能对我们东邻韩国的教育窥斑见豹。 ，韩语论文，韩语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