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野下的环境挑战再阐释”中德研究会综述[德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德语论文 责任编辑:茜茜公主
更新时间:2017-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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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3―15日，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探讨中心（FFU）与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联合主办的“多学科视野下的环境挑战再阐释”中德研究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后京都时代的国际环境政治格局和中国全面启动的生态文明建设，为中欧学界更深入地研讨人类社会面临着的环境挑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与语境。当代中国既需要更多地了解借鉴欧美国家阐释与应对生态环境难题的已有经验教训和最新趋势，也需要将正在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对话。基于此，本次会议从环境科学不同学科视角，围绕“可持续发展及其领导者”、“绿色城市创建与城镇化”、“绿色科技创新与新能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与实践”等议题展开讨论与对话，以期推动中欧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从而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人类21世纪面临的环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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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环境挑战的新阐释
关于当今世界，尤其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着的生态环境挑战，国家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探讨中心主任夏光教授将其概括为“风险与机遇共存”。在他看来，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正面临着包括环境质量风险、人群健康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生态安全风险、区域平衡风险等在内的多重挑战，另一方面，这些生态风险明显存在着正反两个方向的抑制性和强化性因素。因此，应对上述生态风险的正确选择，就是全面落实十八大及其三中全会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战略，而具体到生态环境领域，就是全力谋划实施一种“整体优化的环保战略”。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厅长张波教授集中阐述了发展中地区的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应对。他认为，无论就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来说，德语论文，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环境恶化，正在成为必须高度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主导性经济秩序的内在缺陷（环境代价外部化及其转移）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焦虑心态，共同造成了这些地区不断加重的生态环境困境。发展中地区的环境问题，其实质是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问题，说到底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长期发展下去则必然成为政治问题。因此，发展中地区的环境问题，既需要宏观层面上的综合性协调和制度创新，也需要这些地区更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的环境定律”（长期漠视公众环境质量需求的经济发展迟早会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困境），更主动地把环境质量考量纳入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过程之中。尤其是，经济产业与结构的深度绿化，具有难以预估的绿色变革潜能。
柏林自由大学马丁・耶内克（Martin Janicke）教授专题讨论了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跨国性生态现代化效应。除了全国层面上由政治行动发动的政策、市场增长和革新之间的相互强化，国际层面上也明显存在着技术与革新从先驱性国家向周边国家的扩散，同时还有次国家层面上的技术与革新扩散。也就是说，能源结构的转型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引导性领域，其作用绝非仅限于能源供应与消耗本身。作为最早提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欧洲学者，他尽管并不一般性否认结构性变革的重要性，但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还存在着技术与管理因素主导下的巨大变革潜能。
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则着重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概念和理论作为一种政治生态学话语的演进及其可能的阐释。在他看来，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可以理解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演进的环境政治话语的延续，就此而言，它与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论、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有着相当程度的承继性；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实践又确实蕴含了党和政府对我国新时期生态环境挑战的新型认知，或者说是一种崭新的绿色政治共识，依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种既“深红”（强调社会经济制度革新）又“深绿”（强调个体价值观革新）的激进变革政治。
二、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及其“中国角色”
关于哥本哈根之后的国际气候变化政治，北京大学张海滨教授结合不久前在内罗毕举行的首次联合国环境大会，论述了全球环境管治体系正在发生着的新变化，以及中国应该采取的适当战略。在他看来，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正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与强烈关注的政治议题，而环境问题的整体性与综合性应对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政治认同，但在国际社会内部，无论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都开始出现一种立场多元化的倾向，这无疑为未来的全球环境管治提出了更多的挑战。而无论是从内政还是外交的角度看，中国都必须考虑如何发挥一种更加主动性的角色，尤其是用事实证明：“我们同时是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中山大学王学东则系统回顾了中国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演进，并深入略论了一般性政策支持态度与巨大政策落实亏空之间的反差。他认为，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国，尤其是化石能源消费国，我们关于所担负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责任已经逐渐得到确认，并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性政策（文件）。但总体来说，这些政策由于缺乏从上到下的贯彻落实制度与机制，又由于更为广泛的经济增长压力、劳动就业压力和社会稳定压力，大量的政策工具或手段未能发挥应有的影响。他总的看法是，对经济现代化的持续追求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将使中国的气候变化应对之路漫长且艰辛，国际社会和国内公众对此都必须有一个理性的预期。
柏林自由大学克斯汀・图斯（Kerstin Tews）具体研讨了欧洲能源政策与气候政策的一体化以及对德国正在实施的能源转型的作用。在她看来，至少就目前来看，一体化并不是欧洲能源政策与气候政策领域的最主要特征；相反，该政策领域同时呈现为权力向超国家和次国家层面上的转移。相应地，她认为，欧盟的宏大能源转型目标与管治体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相匹配性，而正是这一点将会对德国正在实施的能源转型的政治意愿与行动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作用。
此外，济南大学李慧明专题略论了美国因素关于国际气候变化政治的无序性作用。他认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转型过程中美国整体实力的下降，以及它对世界霸权地位的竭力维持，共同造成了目前全球环境政治的制度碎片化趋势和世界性领导权缺乏。而中国节能环保集团郭晨星则详细介绍了该企业作为“央属公司”在具体贯彻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要求中取得的成效以及所面临着的挑战。在她看来，国家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可以使国有大型公司在经济与产业结构绿化中扮演一个更加积极与主动的角色。 三、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政策比较
与会德国学者几乎都把（化石）能源结构转型视为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或“政策抓手”。柏林自由大学的米兰达・施罗伊尔斯（Miranda Schreurs）教授详细阐述了德国正在发生着的“去碳化”能源转型，认为未来30年中，德国将会由目前的煤炭供电比重40%左右逐渐调整为可更新能源比重80%左右，因此，最值得关注的也许是随着能源供应与消费模式变革而来的新型生态风险或环境问题，比如太阳能供应的稳定性以及太阳能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多特・奥尔霍斯特（Dorte Ohlhorst）具体略论了作用德国能源结构转型顺利实施的一些社会与政治因素，在她看来，多重管治层面与角色之间（尤其是联邦政府与联邦州政府以及欧盟机构之间）的更有效协调是最为重要的方面。西比尔・斯图尔（Sibyl Steuwer）则实例略论了欧盟《欧洲能效指令》的落实关于改善能效管治的战略层面作用，她认为，尽管欧盟成员国在具体路径上有所不同，但能效要求或框架的确构成了成员国层面上改善其管治的重要动力。
相比之下，山东大学李昕蕾系统论述了中国的可更新能源政策工具的演进，以及这方面变化对中欧能源合作可能带来的作用。在她看来，可更新能源领域已经成为国内政策改变同时具有国际性作用的重要实例。河海大学刘贺青具体略论了欧盟海洋能源政策的演革以及关于中欧能源合作的近期作用，并认为这一目前尚属欠发达的议题领域必将会产生更为长远性的作用。外交学院郦莉则以中美欧三方碳交易制度的创建过程为例，具体略论了低碳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公共领导权”问题，认为“公共领导权”并非一个不可逾越的难题。
在能源议题之外，柏林自由大学阿希姆・布伦内格拉伯（Achim Brunnengraber）教授和克斯廷・约根森（kirsten Jorgensen），分别从地球的生态资源限制和社会政治略论视角，阐述了低碳社会或可持续社会转型中的生态与社会政治向度，认为单纯的经济技术考量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北京大学韩凌具体略论了中欧在预防与处置重金属污染问题上的政策差异，以及相互之间学习借鉴和项目合作的可能性。中国人民大学杜辉基于风险预防准则，对中欧之间正在开展的环境规制改革作了比较略论。湖北大学的龚哲则详细阐释了新修改的《环保法》，尤其是其中关于地方政府责任的法学新规以及未来可能会面临着的落实难题。此外，北京林业大学的林震教授还结合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实践，研讨了可持续社会转型中制度与体制革新的极端重要性。
四、生态文明建设与替代性政治
关于我国近年来变得日渐频繁的环境政治社会动员事件，中国人民大学冉冉专题研讨了政治话语在环境政治社会动员中的重要影响，认为这在中国特定的社会与政治语境下尤为关键。南京林业大学郭辉具体略论了城市“雾霾”现象的政治议题化过程，认为它已经由一种客观局部性的环境难题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经过重释（构）的民生政治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丙强利用“邻避”（“不要在我家后院”）理论，略论了我国城乡不断发生的环境冲突的深层原因以及应对策略，认为政府必须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介入、协调与应对之道。山东师范大学刘颖则在资源动员理论视角下，实例略论了厦门PX公众抗议事件中的大众政治社会动员及其特点，认为物质性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的双重动员成功是其最为重要的支持性方面。此外，柏林自由大学卡罗拉・布劳恩-万克（Karola Braun-Wanke）女士还详细介绍了柏林自由大学开展的“可持续社会学习计划”――通过大学、中小学与社会之间的合作，来培养年轻一代的可持续社会领导者。
作为对环境挑战的上述主流性阐释的重要补充或“矫正”，山东大学张淑兰教授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新进展及其深层绿色变革意蕴，认为生态女性主义同时对父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评，有助于解释我们所面临着的环境挑战的深层根源。中央编译局刘仁胜系统论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关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城镇化的启示意义，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真正成功将取决于我们对科学技术、经济、城乡关系等诸多根本性问题的正确理解。河南理工大学王�尝试性阐发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美学向度，认为生态审美教育将同时扮演一种挑战现实与想象未来的解放性影响，不容小觑。华东师范大学姚晓娜则着重阐释了深生态学哲学与伦理关于我国绿色城镇化的启迪价值，认为我们需要借助不同的思想资源或路径（包括深生态学）返回到人类生活或生存的根本，也就是重构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五、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着的“环境挑战”，不仅在于生态环境问题本身日益错综复杂的态势和局面，还在于我们通常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理论阐释和政策应对。也正因为如此，德语论文，这种多学科视野下的“环境挑战再阐释”以及中德（欧）之间的交流对话，就具有一种特别的措施论反思与相互启迪的意义。比如，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立者马丁・耶内克教授就一再表示，中国学界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略论以及其他的激进话语阐释，关于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探讨中心以及他本人，都是一种“再启蒙”。
[作者简介：贾 雷（1990―），男，山东青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探讨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探讨。（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胡颖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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