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略论2017—2017年中国与韩国双边服务贸易GL指数和MIIT指数，结果表明：中韩两国在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通讯服务等部门呈现出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但在其他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等部门则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要；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两国服务业的边际贸易有明显趋向于产业间贸易的变化趋势，说明中韩服务业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劳动和资本要素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和贸易格局的作用在逐渐减弱，而政府的产业政策逐渐成为决定服务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改善贸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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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服务业；GL指数；MIIT指数；贸易竞争力；比较优势；贸易格局
中图分类号：F752.73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5—0071—08
一、引言
近年来， 中国和韩国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彼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从而为两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未来的中韩FTA 框架下，服务贸易将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敏感的领域。为深入讨论中韩两国的进一步合作，我们有必要略论现阶段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中所处的分工地位以及竞争态势。具体地讲，当前中韩双边服务贸易是基于要素禀赋异同的垂直互补，还是基于服务不同市场需求的水平分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中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略论来予以回答。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进出口同一产业产品的现象。当前有关产业内贸易的探讨大多集中于货物贸易，尤其是制造业贸易，而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探讨相对较少。总的来说，当前的有关理论探讨主要是在货物贸易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基础上，根据服务产品的特征进行补充，如Markusen（1989）以生产性服务为切入点略论了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引入服务的异质性来略论生产性服务的内部专业化。而有关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略论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国外学者，如Francois（1993）、Lee等（2017）、Sichei（2017）等采用GL指数和MIIT指数等指标来测度一国或多国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国内学者，如李伍荣（2017）、蔡宏波（2017）、崔日明（2017）、陈双喜等（2017）对中国或中国与他国的双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略论。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们从国家特定因素和产业特定因素等角度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作用因素进行了略论，如程大中（2017）略论了中美双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因素，Kierzkowski（1986）对运输业、Donghui等（2017，2017）针对保险和金融服务行业从分行业的角度略论了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因素。
王诏怡：中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实证探讨国内针对中韩产业内贸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赵放等（2017）探讨指出，1991—2017年中韩工业制成品贸易具有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征，并以垂直型为主。李季（2017）对中韩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的略论表明，中韩机电产品贸易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蓝庆新等（2017）计算和略论了2017—2017年中韩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贸易结构情况，指出中韩初级产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而工业制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波动上升。
总体而言，当前对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探讨很少，对中韩双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实证探讨更少。鉴于此，本文从中韩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近况入手，通过对2017—2017年中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GL指数和MIIT指数的计算和略论，来研讨两国服务业各部门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状况。
二、中韩双边服务贸易近况
当前对于服务贸易的统计措施主要有BOP和FATS两种，但受到服务贸易概念、分类和统计措施的局限，这两种措施当前都无法准确、完整地测算和统计服务贸易。相对而言，BOP措施较为成熟和规范。因此，本文采用扩展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extended balance of payments services，EBOPS）下1位数的服务业分类标准，以11个大类的服务业贸易数据为基础进行略论。
近年来，中韩两国双边服务贸易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进出口贸易额逐年上升（见表1和表3）。2017—2017年，中韩双边服务贸易额的平均增长率为16.69%，其中，中国从韩国的服务贸易进口增长很快，年均增长率达到18.81%，出口增长相对慢些，但年均增长率也达到14.55%。就贸易差额来看，在2017—2017年和2017—2017年，中国有少量顺差；在其他5年中，则存在贸易逆差，尤其是2017年以来，逆差规模上升很快，2017年逆差达到26.86亿美元。
中韩两国双边服务贸易项下各大类产业的贸易规模差别较大（见表2），其中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等部门所占比重较大，占据进出口额的90%以上。一方面，从中国对韩国出口的服务部门来看，最初旅游服务贸易所占份额较大，2017年达到51.45%。但近几年以来，中国对韩国的旅游服务出口增长相对较慢，其主导地位下降，2017年比重降到最低，仅为19.69；而其他商业服务出口上升很快，所占比重由2017年的27.52%上升到2017年的50.85%，替代了旅游服务出口的主导地位；运输服务出口所占比重也是逐年上升，2017年所占比重仅为15.95%，但2017年上升到31.70%，2017和2017年又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在中国从韩国进口的服务部门中，运输服务贸易所占比重最大，占到一半以上，2017年以后上升到60%以上；旅游服务贸易进口的比重次之，但近几年来有所下降，2017年仅为10.96%；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的进口所占份额比运输和旅游服务要少，但上升较快，由2017年的3.75%上升到2017年的8.69%，增加了大约5个百分点。
中韩两国服务贸易项下各部门的贸易增长速度也相差较大（见表3）。2017—2017年，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等部门获得较快发展，贸易总量增长率都在10%以上。通讯服务贸易的增长较慢，但中国从韩国的进口增长也较快，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34%。从表3可看出，无论是服务贸易总体还是服务分部门，都是中国从韩国的进口比出口增长得更快，尤其是运输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进口年均增长率超过了20%，分别为20.01%和28.25%。可见中国对韩国服务贸易的劣势日渐明显，逆差的出现和扩大难以避免。 三、中韩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
1.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算
当前衡量产业内贸易的静态水平较权威的指标是Grubel 和Lloyld（1975）提出的GL 产业内贸易指数，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1）
在式（1）中，GLi表示i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分别为i部门当年的出口额和进口额。GLi指数介于0和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该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数值为0，则说明该部门贸易为产业间贸易。
GL指数可反映某一时期某类产品或某个产业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但它仅体现了产业内贸易在某一时期的静态特征，因此GL指数只能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静态水平，而关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特征，还需进行动态略论。Brulhart（ 1994）提出了衡量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指标，即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其计算公式为：
（2）
其中ΔXi 和ΔMi为i部门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一阶差分。MIIT指数取值在0和1之间， 取值为0 表示i部门的边际贸易完全为产业间贸易，取值为 1则表示边际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
利用公式（1）和相关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中韩两国服务贸易各部门的GL指数，具体见表4。从表4中韩两国服务贸易各部门的GL指数中可以看出，两国在旅游服务贸易中呈现出较强的产业内贸易特点，2017—2017年的GL指数都超过了0.5，均值在0.6以上；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的GL指数较小，都低于0.5，均值仅为0.296 8，说明其贸易格局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运输服务贸易的GL指数均值略高于0.5，为0.528 4，但其中有4个年份的GL指数低于0.5，说明其产业内贸易特征并不是很明显；通讯服务的GL指数在2017—2017年和2017年较小，低于0.5，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2017年以后GL指数上升很快，超过了0.5，韩语论文范文，呈现出较强的产业内贸易特征；政府服务贸易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GL指数除了2017年以外，均小于0.5。
我们根据中韩两国双边服务贸易数据计算出MIIT指数的平均值，见表5。从数值上看，除了运输服务贸易以外，中韩两国在旅游服务、通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等部门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较小，均值都在0.5以下，这说明近年来中韩服务业边际贸易有明显的趋向于产业间贸易的变化趋势，两国服务贸易的互补性也渐趋上升。
2.中韩服务业各部门产业内贸易状况略论
（1）运输服务
中国运输服务贸易部门多年来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规模逐年扩大。运输服务贸易逆差的产生主要源自于中国货物贸易的过快增长导致运输服务的产能不足以及海运市场开放度高等因素（何伟 等，2017；程盈莹 等，2017）。运输服务贸易是韩国最具竞争力的服务行业事实上，在国际运输服务贸易市场，只有荷兰、丹麦和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具有贸易顺差，多数国家的运输服务贸易皆为逆差（赵书华， 2017；王涛 等2017）。，也是韩国的传统主导产业之一。强大的造船业、合理的船队结构、丰富的航运人才以及相对不大的货物贸易规模使韩国具有很强的运输服务竞争力，尤其是海运服务出口竞争力，2017—2017年均有贸易顺差，且近几年顺差规模逐年有所增加 （见图1中的a， b）。
在中韩双边运输服务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逆差地位（见图1中的c），且逆差规模逐年上升，这也直接导致两国双边运输服务贸易的GL指数出现较大起伏。GL指数从2017年的0.499 8上升到2017年的峰值0.620 9，但之后开始逐步下降，2017年和2017年的指数值均在0.5以下，这说明中韩双边运输服务的产业内贸易特征并不太明显，两国在该服务领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见图1中的d）。
（2）旅游服务
从GL指数的变化来看，中韩旅游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从2017年的0.565 5上升到2017 年的0.934 8，是变化最为明显和产业内贸易程度最高的服务部门。旅游服务业是中国服务产业中竞争力最强的行业之一，历来是创造服务贸易顺差的大户，2017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作用，才开始出现逆差。而韩国的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一直较弱，2017—2017年始终处于逆差状态。
2017年韩国的旅游服务出口出现了较大突破，这主要归功于韩国政府对旅游业的大力支持。韩国政府为了促进本国旅游服务的发展，先后出台和修订相关法学、减免税收等一系列促进方法，利用“韩流”等时尚元素，对旅游产业赋予文化内涵，并开始在国外大做宣传。这些政策方法对中韩双边旅游服务贸易产生了显著的作用。从图2可以看出，韩国旅游服务出口的大幅增长显著缩小了其与中国的贸易差额，从而造成了GL指数的快速上升。
（3）其他商业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贸易也是中国竞争力较强的服务业之一，2017—2017年均有贸易顺差。而韩国其他商业服务贸易正好相反，2017—2017年始终处于逆差状态。从图3可看出，中国对韩国其他商业服务的双边贸易年年顺差，且顺差规模逐年上升，2017年达到41.07亿美元；从GL产业内贸易指数来看，大部分年份的GL指数小于0.5，其均值也仅为0.356 6，这说明中韩两国在其他商业服务贸易领域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要贸易格局，存在较大的贸易互补性。
此外，从表4可以看出，通讯服务的GL指数均值超过了0.5，多数年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征；而在政府服务贸易方面，中韩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属于垂直分工的贸易格局。
中国与韩国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两国政府所实施的服务贸易政策、两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异同、服务产品异同性、规模经济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都会对不同服务产业的产业内贸易产生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2017—2017年中国与韩国双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GL指数和MIIT指数的计算和略论，研讨两国服务业各部门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状况，结果发现：中韩两国在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通讯服务等部门呈现出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在其他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等部门则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两国服务业的边际贸易有明显趋向于产业间贸易的变化趋势，这反映出中国与韩国的服务业存在较强的互补性。 中韩两国运输服务和通讯服务的GL指数平均在0.5以上，呈现出一定的产业内贸易特点。这些行业基本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但其贸易格局并不符合传统要素禀赋理论的预测。这一方面说明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积累的加快，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韩国的差距在缩小；另一方面也说明资本这种传统生产要素对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作用渐趋减少。
中韩旅游服务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最高，这表明中韩两国在该行业中为满足消费者的异同性需求而相互提供有异同但又相似的产品，开展水平分工。这种水平分工格局是建立在需求多样性和服务业投入要素相似性基础上的。旅游服务业涉及餐饮、酒店、零售等服务，对服务提供者的素质要求并不太高，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旅游服务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大幅提升，与韩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一方面，中国内地拥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和自然景观，吸引韩国的居民前往；而另一方面，韩国虽然天然资源不足，韩语论文网站，但韩国政府对旅游产业赋予文化内涵，利用本土和外来文化资源，并结合“韩流”等时尚元素大力发展旅游贸易，吸引中国游客前往。因此，中韩旅游贸易是一种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水平分工。此外，近年来中韩旅游服务GL指数变动较大，说明中韩间旅游服务贸易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急剧变化说明劳动这种传统生产要素与资本一样，对比较优势和贸易格局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弱；而且这种急剧的变化也说明，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也是决定服务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韩两国在其他商业服务的GL指数较小，表现出显著的产业间贸易特征，呈垂直分工模式。其他商业服务属于典型的高度依赖高技术专业人才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根据联合国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其他商业服务包括营销（商贸）服务、其他与贸易有关的服务、营业租赁服务以及各种商业、专业和技术服务（如法学、会计、管理咨询、公共关系服务、广告市场调研和民意调查服务、研发服务、建筑工程和其他技术服务等）。，但其贸易格局似乎并不符合传统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的预测，因为韩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此行业应该比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可能与中国外商投资公司及加工贸易的作用有关。外商投资公司是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的主体，而外商投资公司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往往需要大量进口和出口，其中必然产生商贸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进出口需求，而加工贸易的进出口营销渠道自然是主要控制在外资公司手中，也就是说，中国与加工贸易有关的商贸以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进出口主体是外资公司。而占据其他商业服务比重最大的是商贸以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因此，中国其他商业服务出口主要是由外商投资公司贡献的。关于中韩双边服务贸易而言，由于韩国在中国也有很多外商投资公司从事加工贸易，需从韩国进口原材料和设备，在中国加工组装后再大量销往韩国以及其他地区，从而产生了对商贸以及相关服务的大量进出口，而加工组装后的商品价值产生了增值，因此对商贸服务的出口更多一些。因此，中韩双边其他商业服务贸易呈现较大的贸易顺差，而这种顺差可能主要是由韩国在华的外商投资公司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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