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二、中韩经贸关系的固有问题及其变化 略论中韩两国经贸关系近况，不能仅仅局限于金融危机的作用，还应正视历史上两国经贸的固有问题。并充分考虑其在危机形势下的新变化。 (一)中韩经贸关系中的固有问题 中国是大国，韩国是小国，这是中韩经贸之间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由国家经济规模与结构特征导致的矛盾长期困扰两国经贸关系，归结起来，主要包括： 一是贸易逆差问题。中韩建交以来，中国对韩国的持续贸易逆差是双边合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今年前三季度的贸易逆差业已超过300亿美元。造成中韩贸易失衡的原因既包括两国发展阶段与比较优势的异同，又有统计技术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韩国方面对中国产品的人为壁垒设置。最近韩元急速贬值，更在短期内强化韩国对华贸易顺差趋势。 二是投资环境问题。与贸易逆差问题相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始终呈现积极趋势，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鲁桐、郑俊圭，2017)。但是，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的比例却始终偏低。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近年来，在韩国国内对“连根拔起”的“西进投资”形成忧虑情绪以及中国国内投资环境的变化作用下，韩国公司在华投资热情减弱，一度出现了集体非法撤离的现象(范爱军、魏巍，2017)。金融危机袭来之后，一些犹豫的韩资公司加重了从中国内地撤资的意向，这对中国依靠外资拉动经济增长是极为不利的。 三是自由贸易问题。由于韩国方面采取的歧视性壁垒政策以及中国产品自身存在的质量安全缺陷，近年来以“大蒜事件”和“泡菜风波”为代表的中韩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相关反倾销纠纷与诉讼直线上升，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协调双边贸易关系、改善贸易失衡状况迫在眉睫(何一鸣，2017)。但是，中韩PTA问题仍然停留于探讨阶段，韩国政府受到FTA受损利益集团的强力牵制而无法积极推进实质性工作(朴光姬，2017)。 四是汇率比价问题。人民币升值在短期确实不利于出口公司的发展，而且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韩币贬值与人民币升值趋势更加明显，汇率比价不断攀升，进一步恶化了双边贸易收支的预期。但是，一方面恶化的程度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还是有利于贸易结构的调整。 (二)中韩经贸关系问题的新变化 中韩贸易中固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双边关系发展，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这些固有问题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韩贸易关系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仍然维持了较为良好的发展势头。正如图1所示，中韩两国进出口总额、贸易逆差、韩国在华FDI三大指标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受到“次贷危机”的直接作用。由此预计中韩经贸关系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调整。 其次，近年来FDI的持续回落会受到“次贷危机”的消极作用，主要还是在于韩资公司的经营成本和预期问题，经营成本上升是来自中国国内持续的通货膨胀，预期问题则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有效需求不足的作用。由此预计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会呈现一定波动态势。 再次，最近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代表的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中国政府就此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处理方法，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了出口公司的产品声誉，而且也为韩国奉行对华贸易壁垒的人士提供了口实，对中韩FTA进程造成不利作用。由此预计中韩FTA的建设以及贸易条件的改善仍会遭遇较大阻碍。 最后，刚刚进行的美国大选以民主党人奥巴马获胜而落幕，奉行保守主义的奥巴马将对美韩关系产生重大作用，其在竞选演说中已经明确反对布什政府正在推进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而后推出的相关救市政策势必会对韩国出口贸易形成较大约束。对华贸易在韩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将会更加突出。由此预计美国政府近期经济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中韩经贸关系。 综上所述，中韩经贸关系中包括贸易逆差、投资逆差、FTA和人民币升值等固有问题在“次贷危机”作用下有所变化，韩语论文网站，当前发展的基本态势似乎没有改变。但是随着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深化，情况尚处于变化之中。2017年以来中国国内经济开始处于新的调整时期，2017年一波三折：年初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提出“两防”，一防经济全面过热。二防严重通货膨胀；到年中由于国内自然灾害和国外金融危机，担心出现“滞胀”，于是又提出“一防一保”：防通胀保增长；到年底全球经济总体进入衰退状况而开始采取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政策，通货膨胀消融在全球衰退之中。韩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联系如此紧密，一旦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必将韩国经济拖人其中。因此中韩经贸关系需要提前做好应对之策。 三、应对危机的中韩经贸关系调整对策 在中韩经贸关系基本态势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中韩经贸关系调整的重点应该集中于双方各自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贸易条件的改善方面，主要调整对策应该包括： (一)增加民间社会沟通和互信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应该以开放的态度不断加强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当前两国政府不仅要加强沟通和增进互信。两国民间更需要加强沟通和互信。必须指出，2017年是一个中韩友好外交中不和谐的一年。对西藏拉萨少数藏独分子制造的打砸抢“3・14”事件，对奥运会全球火炬传递过程中出现的抵制运动，对汶川地震的互联网论坛，以及对其他大大小小事件，韩国民间异乎寻常地出现了对中国许多不友好的声音乃至举动，许多韩国大众媒体对此种言论和行动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这种情况同样也刺激了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引起两国民间的情绪强烈对立。这是自1992年中韩实现邦交16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对立，是自“韩流”和“汉流”顺利推进以来严重受阻的一年，与这一年中日民间关系大大改善形成鲜明对比，值得双方有识之士警惕。经过16年发展，中韩双方已经是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健康的经贸交流必须依赖和进一步带动民间良好的交流，因此在推进中韩民间交流方面双方都需要进一步做出努力。 (二)加强制度性金融合作 面对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韩双方应本着维护地区稳定、保障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安全的态度迅速开展金融领域合作。对中国而言，当前外汇储备数量较为庞大，应该加强对韩国货币互换(CMI)的支持力度，可以考虑将协议额度由20亿美元提高至5-10倍，同时适度豁免、放缓相关债务。对韩国而 言，当前韩币贬值和外债膨胀带来的风险较大，政策着力点应集中在金融体系安全和稳定方面，同时，韩方亦应针对在华韩资公司非法撤资行为给予有效约束(南守重，2017)。在资本市场方面，两国央行及相关商业银行应通力合作、携手救市，在利率政策、平准基金、不良债权、以及相关监管方法(MOU)方面共同行动(吕长江，2017)。在外汇市场方面，中韩两国虽然一并奉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当前韩元遭受的压力显然更大，应该考虑设计相应协商改善、共同盯住制度以维持汇率稳定。中韩双方还应当给予两国货币以等同于美元、欧元、日元、澳元、港币一样的国民待遇，便于民间交流方便地持有、储存、交换两种货币。 (三)加快推进RA 从长远发展来看，改善中韩两国贸易条件、加快VrA谈判进程才是根本之计。一方面，两国应该加强相关领域的磋商谈判，在WTO规则下尽快建立健全贸易摩擦解决机制，不仅要通过政府专职部门的定期交流，还要充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的功能，以自律组织和中介仲裁及时有效化解争端。另一方面，两国应在“FTA管学研联合可行性探讨”的基础上加快推进FTA谈判。谈判既应立足中韩两国基本关系，亦应考虑包括日本、朝鲜、俄罗斯在内的东北亚区域性、整体性利益关联。如果说中韩之间贸易磋商机制的确立较为自主的话，建立YTA的外生变量则过于繁冗，其中既有韩国内部利益集团的困扰，又有周边国家态度的制约，更是受到美国新近经济政策变化的作用，由此产生的问题在更大程度上则属于国际政治与外交领域的冲突。 (四)优化经贸关系环境 中韩双方应本着求真务实、互惠互利的态度不断优化公司投资环境、逐步消除贸易壁垒。无论韩国在华公司、还是中国在韩公司，均经历过发展环境问题上的制约，这既是由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条件所致，也体现了一国贸易战略观念的变革。当前，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韩国方面，一是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敌视与壁垒，二是韩资公司大量离国引发的“空洞化”忧虑。其实，上述两点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是由于韩国对中国农产品的壁垒导致了国内农业技术发展缓慢、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由此带来的高昂生活成本拉升了劳动力要素价格，进而导致公司将车间、工厂、甚至总部大量迁华，常此以往必然导致韩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失衡。解决之道一是在于逐步扩大贸易自由度，降低国内生产成本；二是在于优化中国公司在韩投资环境，改善国内就业状况，由此带来的对农业部门的冲击完全可以由劳动人口向扩大的工业部门转移加以弥补。 (五)加快能源共同体建设 中韩均是能源消耗大国，韩国在依赖能源进口方面更甚于中国。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也触及能源危机，因此建立对双方都有利的能源共同体是一项重要事情。由于此前已经产生过建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的设想，因此现在中韩都需要联合日本、俄罗斯等利益当事国积极推进该共同体的成型(刘瑞、卢鹏起，2017)。 (六)站在战略高度对调双方产业结构 已经完成工业化的韩国与尚处于工业化之中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相比，各自存在着产业结构的异同性以及互补性。尽管中国的加速发展在一些产业领域与韩国的差距开始缩小，但是双方的产业结构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异同。这给产业合作而不是单纯的产业竞争带来机会。两国政府产业政策主管和产业领头公司家应当经常聚会交流，抛弃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意识)，从有利于促进两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角度进行深入交流取得共识，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韩国在华形成的大规模制造业，既是韩国产业结构的本土调整和转移的结果，也是韩国产业结构在更大地域空间的存在。中国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开始主动下调制造业、上调服务业，这实际上已经对韩国在华制造业发展形成巨大压力。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方面带来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契机，中国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将借此深化。如果韩国公司没有抓住此次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契机，不做在华制造业的转型，潜在利益损失可能将是长期的和不可弥补的。 (责任编校 万小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