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古典文学中理想国形象差异及其成因再研讨[韩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韩语论文 责任编辑:金一助教更新时间: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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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桃花源”与“栗岛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古代的“乌托邦”――这一空间既有其浮出意识深处时所具有的种种共性,但同时又存在着许多的异同。本文试图对这些差异做进一步挖掘,并对其成因进行相关心理学和美学上的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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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桃花源”;“栗岛国” 无意识;隐士;英雄;审美想象;审美感知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3
  在相似经验中所形成的独特心理使人类分化为不同的民族,而其生息繁衍的空间则进一步深化了异同――这种异同自然会投影于其审美情趣上,最终反映在其文学著作之中。中国与韩国同处儒家文化圈,自古便有着丰富多样的交流。尽管在“慕华”、“事大”等思想的作用下,这种古代的交流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作用与接受的关系,但半岛文人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潜意识里必然会揉入本民族的特色,使其在书写同一个母题的时候表现出许多与中国文人相异的地方1。
  一、理想国之“同”及其成因
  (一)土地:支撑“理想国”的骨骼
  从本质上来看,“乌托邦”是一种精致的社会理想。在漫长的岁月中,土地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承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影响――这一点无论是在“桃花源”还是在“栗岛国”都有鲜明的体现。
  “桃花源”之中的人“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2,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农本主义的思想――在这里,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最为基本的生存资料,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单纯地依靠自然而生存。就这一点而论,“桃花源”实际上将人在封建制度下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转化为纯粹自然条件下对土地的依附,韩语论文题目,成为一种被异化的空间。
  许筠对“栗岛国”的最初设定是模糊的。洪吉童率领“活贫党”夺取了统治权,成为国王后,大行仁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垦土地,鼓励耕种。洪吉童甚至身体力行,为百姓做出了积极的示范。尽管“栗岛国”并不是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空间,但这里的经济基础却是牢牢建立在土地之上的,自给自足――人们的温饱是靠辛勤劳作解决的,国家的富饶繁盛更是由土地的产出所决定的。不应忽略的是,尽管“栗岛国”同样是一个以土地为经济核心的“乌托邦”,但这里体现的却是一种对自然的能动改造,而不是如“桃花源”一般的被动适应。
  (二)山洞与海岛:集体无意识的映射与社会无意识的压抑转化
  被时间与空间隔绝开的民族,彼此在宗教思想、神话故事与文学著作中却有着相似――甚至相同――的表达。“产生于不同地区和时代的艺术形式呈现出鲜明的相似之处,这就使人联想到,它们之间由于本身的原因,存在着与地理和历史要求相悖的种种联系”3――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集体无意识的反映4。总的来看,“桃花源”与“栗岛国”都体现了一种对自然的回归,只是潜意识中前者强调通过融入自然来消解自我,而后者则是对人类最初征服自然的活动的再现,二者都是在将他者异化的过程上完成了自我。而且,这种“消解”与“再现”的矛头其实是指向现实的,只是在社会意识的压迫与诱惑之下才经由社会无意识的渠道来完成自我发泄与嘲解。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描述极有可能是以原始人的生活空间(即洞穴)为原型的5,而成语“别有洞天”在某种程度似乎也佐证了这一观点。综合来看,“桃花源”是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与儒家宣扬的上古治世的结合体――就其本质而言,这些观点基本都是对人类原始意象的一种抽象与再现,“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6,只是在共时性的经历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社会意识的压抑,进而利用社会无意识来进行自我安慰。可以说,溶解在文学典籍中的原始意象与魏晋时期流行的道教思想驱使陶潜对“桃花源”做出了神秘的设定。
  朝鲜半岛有着丰富的建国神话,古朝鲜的“檀君神话”与高句丽的“东明王神话”便是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半人半神”、“庶子”、“海岛”等要素散布在这些神话中――尤其是海岛这一具有开放性的封闭空间,不仅在半岛神话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7,而且在希腊神话中亦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有的甚至干脆就是由神创造的乐园。虽然表面看来这些边缘成分对“栗岛国”不会造成决定性的作用,但正因如此才能够从个人意识的影响下剥离出集体无意识的影子,“一旦原型的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8――需要指出的是,檀君神话中的“庶子”并没有和嫡庶制度纠缠在一起,而洪吉童却深受现实中嫡庶制度之毒害的,许筠赋予其半神的身份不单单是为其披上类似于“君权神授”的合法外衣,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这一非理性的力量来反抗特定的社会意识。
  (三)边缘人:“理想国”的中流砥柱
  “边缘人”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存在――一方面,他们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是一种“失语”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构成权力结构的基础,是其运作的必要条件。边缘人有意无意地对现存权力结构进行反抗――尽管很多时候这种反抗没有任何鲜明的体现。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陶潜对“桃花源”里的住民的描述渗透着自己的钦慕之情,甚至可以说是将自己的影子投映在这些“贤者”身上。“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在借用秦末汉初避世隐居的“商山四皓”的典故进一步烘托气氛的同时也暗示了桃源人的情况――才冠当世但却不染尘泥。这些不愿依附于统治者的高洁隐士们在现实权力结构中无疑是处于边缘的。
  比较而言,“栗岛国”中的边缘人形象则显得更为鲜明。洪吉童渴望有所作为,功成名就,但庶出的身份剥夺了洪吉童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在主流社会实现其理想的权利。不仅如此,洪吉童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都是备受轻视的,只能是远远望着主流社会的边缘人。而洪吉童创建的“活贫党”基本就是曾经的草莽流寇的集合,他们同样是为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存在。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理想国”主体边缘人身份的问题上“桃花源”与“栗岛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前者将问题处理的极富诗意,有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轻快;后者却表现的颇为冷峻,保持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沉郁。   二、理想国之“异”及其成因
  (一)隐士的伊甸与英雄的乐园
  文学著作绝不是一种突兀的存在,它是一种相对的、共时性的存在,而不是超越历史的永恒之物。“桃花源”和“栗岛国”是陶潜与许筠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同时还要受客观现实的制约,接受后者的投影与介入。
  历史将陶潜归为“隐士”9,陶潜本人也明确了自己的隐逸情趣,表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种态度恰恰是对西晋以来奢侈浮华的社会风气的反动,而以这率性自然的态度为主旨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则是对当时那种“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10的文学风向的自觉的反抗。反观“桃花源”,那里是贤者隐士的圣地,“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简约朴素,不事铺张。进一步挖掘就会发现,“桃花源”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孤独。总的来看,这一弥漫着神秘色彩的封闭性空间为隐士们铸就了一片理想的天地,而这也是陶潜寂寞隐士的意识的一种不经意的流露。
  对许筠造成冲击的主要是其那有着庶出身份的老师李达的怀才不遇11――深谙儒学的精英们渴望兼济天下,但现实却使一切止步不前。在与庶出人士接触的过程中,许筠与他们在悬壶济世的理念方面找到了契合点,这使其对一些才华超群的庶出人士的不幸遭遇扼腕叹息――“落地皆兄弟,何必分楚越”12,对被嫡庶制度分化了的精英阶层中的边缘人的同情成为“栗岛国”制度中的一大主题。与“桃花源”中的所有贤者隐士绝对的平等相反,“栗岛国”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取消了严格的嫡庶歧视,其所体现的平等是相对的。更为重要的是,与“桃花源”中的无王之治相反,“栗岛国”中的一切是由一个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英雄主导着的。从整体上看,“栗岛国”应该是臆造出来的避难所,半神洪吉童本质上是一种明智、公正的权力的原型,而那些围绕在洪吉童身边的人物则是精英中的边缘人的象征。
  (二)隐逸之“道”与治世之“儒”
  传统并非连续的、一致的盘踞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意识。中国魏晋时期世人受儒家思想束缚的程度明显较两汉为轻,老庄思想、玄学清谈颇为流行。光海君统治时期,经历了“壬辰倭乱”的朝鲜虽残破不堪,但总算维系了某种意义上的完整,儒学思想被不同程度的加以强化,并被应用到恢复与重建之中。换言之,“桃花源”反映的更多是道家所强调的无为与自然,而“栗岛国”中明显是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涌动着的则是有为与大同的主旋律。
  “桃花源”是一个由自然主导的空间,“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而这一思想与道家宣扬的自然主义精神是不谋而合的――甚至可以说,陶潜本人“复得返自然”也正是其受这一道家思想作用的结果。“荒路碍交通,鸡犬互鸣吠”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这种桃源生活场景的设定更鲜明的应和着老子那种“小国寡民”的主张。
  而在“栗岛国”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儒家思想,佛、道等成分虽存在,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已被异化,成为用来实践儒家思想的工具。“栗岛国”是一个有着封建等级的社会,韩语论文,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忠孝与大同等儒家思想――群臣对国王洪吉童尽忠职守,而洪吉童则对其厚加礼遇。“栗岛国”的重建实际上是洪吉童“安得广厦千万间”这一抱负的具体实践,而许筠将新“栗岛国”设定为“成汤之治”与“尧舜盛世”的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一切都是儒家思想中“大同”主张的一种映射。
  (三)视域融合的仙境与期待摹写的王国
  对文学形象的解读是一种叠加性的主客体互动性审美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与读者的视域构成了最为主要的二元。作者的技巧与风格使著作呈现的空间充满了“未定点”,读者则在先见的基础之上给“未定点”之间架上主观性的桥梁,进而形成千差万别的有机整体,实现再现客体的具体化,融合主体与他者视域而成全新视域以完成审美活动。将“桃花源”与“栗岛国”作为审美对象来进行比较时则会发现,其实质基本可以解释为多重视域融合基础上的“审美想象”的产物与对普遍期待进行回应摹写的“审美感知”的产物之间的区别――具体而言,“桃花源”的最终形成是多种认识混合的结果,其审美经验的取得绝非单纯由审美对象提供,是一种共时与历时综合影响的产物;“栗岛国”则主要是对审美对象显现与隐蔽的形象的认识与感知,其对文本的依存程度相对较高,清晰程度也相对突出。需要指出的是,对“桃花源”与“栗岛国”进行再现客体具体化与图式化模式构建的标准绝不是单纯的量的比较,而是一个作者、读者与历史互动的、富于变化的过程。
  从著作的表现形式的层面来看,“桃花源”依托的是诗―― “用少许非常简洁而又鲜明或意味深长的笔触描绘的,一切关于刻划这个情境不必要的细节都省略了”13,也就是说,这种高度压缩的空间潜伏着大量的“未定点”,形成了朦胧的文本与多样的图式化这一矛盾体,而解决这种矛盾的尝试便是反复多次的进行再现客体的具体化。在反复填补“未定点”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非文本要素被添加进来,因而最终在人们意识中所形成的“桃花源”就不是文本所体现的“桃花源”,而是被审美想象经过拆解与整合后再创造出来的形象,是多种视域相互叠加与融合的结果。
  “散文语言和诗歌语言的差别,恰恰就在于其意义是否内在于符号”14,非诗歌的文艺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语句在进行具体描述时的抽象的危险――“栗岛国”为人们展示了一个既符合传统又合乎理性的净土。这种详细使人们在意识中所形成的“栗岛国”的图式化模式主要不是靠对“未定点”的填补而形成的,而是由一种近乎反射的影响而形成的,“是呈现而不是再现”15。从这个意义上讲,“栗岛国”是一个相对丰富的文学形象,而人们对其进行审美认识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变为一种认知。
  结语
  在世界范围内,围绕着“理想国”这一所指曾出现过丰富多彩的能指。具体到古代东方,“桃花源”与“栗岛国”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两者明显同中显异、异中带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二者所处场域的不同,而这直接导致了其话语选择的异同。具体到社会历史的层面上看,共同的经历与个人的际遇使陶潜带有一种道家的飘逸――在现实中无力,便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里,修身养性,而许筠深受儒家思想作用,试图兼济天下――无论是在虚构中,还是在现实里16。总而言之,作为隐士栖息之所的“桃花源”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中国古代文人疲惫与脱俗的文化气质;象征着英雄匡扶济世的“栗岛国”在很大程度上则凸显出半岛文人积极入仕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品性风骨――虽然难以从绝对的层面上断言,但这些因素无疑会将它们的作用投射到文学形象之中,从而使两国古代文学既呈现出一种“千篇一律”的面貌,又透着一种“迥然不同”的情怀来。   注释:
  [1]参见:[法]丹纳 著 傅雷 译:《艺术哲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4~16页。
  [2]陶澍 校注:《陶渊明全集・卷六・记传述赞》,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第76页(文中所引陶潜诗文均出自此版本)。
  [3][法]列维-斯特劳斯 著 陆晓禾 黄锡光 等译:《结构人类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82页。
  [4]参见:[瑞士]荣格 著 冯川 苏克 译:《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94~95页。
  [5]参见:王怀义:《陶渊明与柏拉图:中西方洞穴喻的分野》,《民族艺术》,2017年第4期,第99~103页。
  [6]《心理学与文学》,第120页。
  [7]朝鲜半岛的“海洋神话”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三姓神话”和济州岛的堂神话等,前者从某种意义上暗示了农业国家开国的基本情况,这与“栗岛国”的情况存在着相似之处。参见:[韩]玄容:《巫俗神? 文神》,??:算(株),1992?,451~453?。
  [8]《心理学与文学》,第121页。
  [9]参见:《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六十四・隐逸・陶潜》,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17年,第2110~2114页。
  [10]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11]李达曾作题为《书怀》之诗,指出“人生万事不如意”,哀叹“五十之年何所有,一声长啸望遥空”。参见:[韩]赵素昂 编:《韩国文苑・卷九》,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94年,第287页。
  [12]《韩国文苑・卷九》,第278页。
  [13][波]英伽登 著 陈燕谷 晓未 译:《对文学的艺术著作的认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企业,1988年,第167页。
  [14][法]杜夫海纳 著 孙非 译:《美学与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4页。
  [15]同上书,第34页。
  [16]许筠甚至卷入试图推翻光海君统治的政变之中,最终被镇压。参见:[韩]国史编撰委员会 编:《朝鲜王朝实录・卷二十九・光海君日记・卷四》,首尔:探求堂,1973年,第518页。
  参考文献:
  [1]许筠:《洪吉童传》,翰南本。
  [2]陶澍 校注:《陶渊明全集》,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
  [3][]:《洪吉童探讨》,首:民族文化社,1999年。
  [4]楼宇烈 王弼 注:《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5]龚斌:《新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6卷,第3期。
  [6][韩]丁奎福:《中的儒家思想及其影响》,《文艺理论探讨》,1996年,第3期。
  [7]付博:《中韩古典文学中“理想国”差异浅析――以与为中心》,《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4期。
  [8]付博:《所体现的儒家思想再研讨》,《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8期。
  [9][加]弗莱 著 陈慧 等译:《批评的解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
  [10][德]伽达默尔 著 洪汉鼎 译:《真理与措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11][法]福柯 著 谢强 马月 译:《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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