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中国和韩国的代表性的政治领导人孙中山与吕运亨的比较探讨。特别是把探讨的焦点放在两个人晚年的重要的政治行为，即，在中国的国共合作和在韩国的左右合作及南北合作上。<br> 本文认为21世纪中国和韩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是“统一”和“民主”。因为今天中韩两国正处于为了弥合外部势力的侵略和理念对立的后遗症“分裂”，还有急速的经济增长和贫富不均，及市民权利要求的增加这样的时代情况。这样的现实认识使笔者注目于在近代国家建立上发挥统合的指导力的孙中山和吕运亨。<br> 在绪论中论述本探讨的动机、意义、论文的结构、探讨措施和创新之处。<br>...
本文是对中国和韩国的代表性的政治领导人孙中山与吕运亨的比较探讨。特别是把探讨的焦点放在两个人晚年的重要的政治行为，即，在中国的国共合作和在韩国的左右合作及南北合作上。
本文认为21世纪中国和韩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是“统一”和“民主”。因为今天中韩两国正处于为了弥合外部势力的侵略和理念对立的后遗症“分裂”，还有急速的经济增长和贫富不均，及市民权利要求的增加这样的时代情况。这样的现实认识使笔者注目于在近代国家建立上发挥统合的指导力的孙中山和吕运亨。
在绪论中论述本探讨的动机、意义、论文的结构、探讨措施和创新之处。
本论总共由五个章节组成。
第一章本探讨的基础方向设定，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历史背景的理解，从宏观的视野简单回顾20世纪前半期。第二部分首先简单查看了一下统一战线概念的历史。根据这些笔者解释孙中山和吕运亨所行的“合作”为:第一，是相互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统一战线;第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统一而持续下去的统一运动;第三，从克服国家的分裂和东亚的和平的今天的观点来解释。
第二章和第三章从“活动”的角度上分别讨论孙中山和吕运亨的“合作”运动。本文首先要以诠释学理论阐明孙中山和吕运亨把他们所经历的多种多样的思想和经验统合在一起。同时要以后殖民主义和“内在-批判的”措施论来从他们自己的立场理解孙中山和吕运亨。通过这样的措施论来略论他们的“行动”的话，可以看出如下的特征:第一，两个人都受过传统的生活教育，后来受到基督教和西欧近代主义教育的作用，韩语论文题目，接触到西欧社会主义，韩语论文范文，多种多样的思想和经验相互没有断绝，而是在自身当中统合了;第二，在接受新的思想和实践上，两个人都不是无条件的接受，而是结合国情和自己的观点重新解释后接受;第三，由于这些理由，能够成就合作并在推进上发挥灵活性，同时在合作上也能够拥有主导权;第四，尽管这样，其灵活性还不够坚固到可以克服国内外越来越激化的矛盾，由于这些理由在他们去世后，合作只能是决裂
第四章从“思想”的角度来讨论孙中山和吕运亨的政治思想。本文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主，民生和亚洲观的分类措施来略论孙中山和吕运亨的政治思想。然后，关于各个思想考察其思想渊源。通过这些措施略论他们的“思想”，可以看出如下特征:第一，积极接受西欧政治思想并运用在当时情况当中;第二，没有无视传统思想，在当时情况中对其进行再解释;第三，存在着关于自己的思想可以多样地甚至是相互相反的解释的模糊性。
第五章对孙中山和吕运亨各自从“活动”和“思想”的角度进行综合的比较略论。本文利用“向心力/离心力”的模型来把孙中山和吕运亨从情况结构、关系结构、思想结构侧面进行比较略论。所以显示出了如下的共同的特征:第一，从情况结构侧面来看，两个人都在当时面临了为了统一分裂的国家（民族）而要增强力量的必要性。同时对外在苏联的出现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这两个理念对立的作用下，他们在中国和韩国找到了自己的“合作者”。由这样的国内外的条件，“合作”形成了。但是随着彼此间的目标没有通过合作相互调整达到统一，矛盾一直累积下去，最终合作还是破裂了;第二,从关系结构侧面来看的话，当时中国和韩国所经历的极度混乱又四分五裂的状态使民众和诸政治势力产生对统一的渴望，孙中山和吕运亨拥有的政治领导力适合这样的时代要求而发挥影响了。但是由于外势和买办势力的顽强的抵抗，孙中山和吕运亨的革命势力内发生主导权争夺等，合作遇到了很大的阻碍。第三，从思想结构方面看的话，两个人都借统合的中庸的思想跟多种多样的政治思想进行沟通。但是这一点随着强求两者择一的思想的硬直性的加速，失去了统合的调整力。
另一边，在孙中山和吕运亨的比较探讨中出现的异同点的最本质的原因是:第一，殖民地经验的有无;第二,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们之间的对立的程度。由于这两种原因，在自主的近代国家建设上吕运亨比孙中山处于更恶劣的情况中。吕运亨的被暗杀戏剧性的表现出了这一点。
以上述的本论为基础，在结论中研讨了孙中山和吕运亨给当代的人们带来的历史启示:第一，对于统一问题，孙中山和吕运亨进行的“合作”运动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带给我们首先要自主，还有需要更加包容的态度而不是硬性的理念的教训;第二，对于政治民主问题，合作和统一的基础是“民”的教训;第三，对于民生问题，孙中山和吕运亨都追求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分配的协调和均衡，其目标是人民的民生问题。这一点告诉我们，如今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分配不只是在于国家国力的成长或体制的安定，而是其追求的根本目标在于“人”;最后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问题，笔者认为孙中山的叫做“王道/霸道”的文化、道德模型，在文化和精神价值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立足于世界范围的普遍的文化价值上，重新发现亚洲的价值，有很好的洞察力(insight)。还有吕运亨为了被压迫民族解放，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可以评价为留下了东亚地区为21世纪和平的国际关系要相互协力的很好的先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