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态语基本上伴随有声语言用于交际之中,是辅助性的交际工具。它以表达情感信息为主,也表达一定的理性信息。它可以加强、补充有声语言的表达,并使语言信息具体化。在一定的语境中,体态语还可以代替有声语言,甚至否定有声语言的意义。”(周国光,李向农.1997)与有声语言相比较,体态语有的时候反而更加简洁明了,更能表达人物内心微妙的心理变化。有的电视剧设计了很多对白,其中一些若是由体态语来代替,其实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设计不当的对白,会显得罗嗦或苍白无力,成为剧中的一丝瑕疵。一些韩剧在这一点上就处理得较好,例如本文要谈到的韩剧《我的女孩》。《我的女孩》讲的是一个从小跟着没有正当工作的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女孩珠裕玲的故事。因为生活所迫,内心善良、没有学历的她不得不经常撒点小谎。她被罗宾律酒店会长的孙子薛功灿央求她冒充会长的孙女,让生命垂危的会长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见到他从未谋面的孙女。为了掩饰身份不被揭穿,她不得不时常说谎。谎言不仅仅是通过有声语言来制造,有些也是通过她的体态语来制造的。体态语在此剧中所起的影响,主要有: 一、直观地展开剧情“表达情感信息时,体态语具有直接、真实和委婉的效果。”(周国光,李向农,1997)电视剧是视觉艺术,所以可以非常直观地表现人物的体态。有声语言不可能自始至终贯穿于电视剧中,有些情节必须由体态语来表现,体态语在某些情节中成为代替有声语言、推动情节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哀伤的表情、愤怒的情绪、绝望的心情等等,不一定都非得通过有声语言来表达,例如有声语言的“我很绝望”的表达效果,可能比一个绝望的眼神要差得多。如第一集中薛功灿抬起手腕看手表,便比有声语言的询问或自言自语-—“现在几点了”更加直观。又如第一集中,珠裕玲狂跑着赶往机场,看看飞机能否晚些起飞;在机场,珠裕玲求机场工作人员让马上要起飞的飞机再等十分钟,或五分钟,配合她的有声语言,她的手势分别是张开双手、伸出十个手指头及放下一只手、右手伸出五个手指头,而眼神和脸上都流露出可怜、哀求的神情;遭到机场工作人员拒绝后,她用伸出的右手遮住整张脸,失望、懊恼极了。 然后她奔出机场外,来回走动,韩语论文网站,一副彷徨无计的样子。后来她计上心头,冲进机场,跳起老高,夸张地伸出右手,大叫一声“不行”,然后拼命朝机场里面奔跑,被里面的人拦住,顺势就坐在了地上,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编出了一个所谓的“爱人”的故事,讲着讲着因为“悲伤过度”,开始不停地“咳嗽”起来,她悲痛欲绝的表情骗过了围观的所有乘客,也骗过了机场工作人员,机场工作人员只好让她上了飞机去和她所谓的“爱人”作最后的道别。她做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拖延时间,使飞机晚点起飞,可是她的客人们还没赶来,所以她忍不住小声地抱怨嘀咕到“怎么还没来?”表情是焦急和埋怨的。当她怎么都没找到她的那位“爱人”时,机场工作人员问她的“爱人”是不是真的在这架飞机上,她的表情立刻转为楚楚可怜、伤心欲绝。当机场工作人员劝她下飞机的时候,她马上两眼一翻“,晕倒”在薛功灿的座位旁。机场工作人员费力地要将她拖下去,她死死拽着座位的扶手不放。因为手机掉了,她伸出一只手在地上乱摸。薛功灿识破了她,掏出钢笔把她的手指一个一个撬开,她猛地往后摔,被机场工作人员背了起来,脸上的表情是意外、吃惊和愤怒的。可是看到她的客人们终于因为她的努力而赶上了这班飞机,她马上又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却还不忘继续假装晕倒,两眼一闭,又“晕倒”在了机场工作人员的背上。在这一剧情的发展中,体态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果不是借助丰富的体态语,很难想象这一情节会如何展开。第八集中,深爱着珠裕玲的徐正雨以为和他一起看戏的是珠裕玲,见到的却是薛功灿的女友金世璇,两人起初都很愕然,感觉很意外,然后金世璇一笑,而徐正雨眼珠子转了转,也跟着了然地一笑。 两人都没有说话,只用眼神便表达出了他们已经明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苦心撮合徐正雨和珠裕玲的爷爷,安排他们俩一起看戏,又怕珠裕玲会害羞,所以骗她说是和薛功灿一起去,结果薛功灿要徐正雨和珠裕玲一起看戏,而珠裕玲却又把票给了金世璇,才造成了这样的阴差阳错。在某些场合,体态语传递的信息是可以用有声语言来进行补充的,问题是有没有这个补充的必要。其实二人的眼神包含了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完全可以通过有声语言来进行表达,如果补充这些信息,可以重新设计此段情节。二人的对话可能如下:徐正雨:“啊?怎么会是你?”金世璇:“怎么是你啊?”徐正雨:“珠裕玲怎么没来?薛功灿叫我一定要来看戏,说是爷爷要撮合我和珠裕玲在一起,给我们两个人制造机会。”金世璇:“不是珠裕玲说的是薛功灿和她看戏的吗?所以她才让我来的。”徐正雨:“原来是这样啊。”金世璇:“是啊。”如此补充完整有声语言,反而显得罗唆、累赘,而剧中仅仅通过二人的眼神及随之而来的微笑,便交代了他们已经明了事情的原委,这样的处理很含蓄,同时也很聪明。相反,太多喋喋不休的对白反而会显示剧情安排的不到位,成为败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