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韩国与中国的近现代高等教育都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在大约15年的时间内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中国家，为跻身“亚洲四小龙”奠定了基础。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韩国采取了面向国家重大发展需求的高等教育战略，实现了重工业领域的飞速发展，这是立足本土的内生转换性变革。其中，面向21世纪的智慧韩国工程通过高校探讨联盟的协同思路、官产学研媒合作的知行理念、大学国际化的大胆试验、高等教育公共部门与知识创新个体达成的公私合作项目，为韩国高等教育注入了外生转换性变革元素。内外驱动力的联动，源于韩国高等教育领域一线社会实践者与大学知识创新者的公私供求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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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国高等教育；公私合作；产消者协同创新
2017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科学和技术工作组执行秘书、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探讨组织执行主任詹姆斯・穆迪（James Moody）在《第六次浪潮：一个资源为王的世界》中提出，目前全球正处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可再生能源与技术的第六次创新浪潮[1]①。与这一创新浪潮相呼应的将是思想领域的重大转变以及教育与科研领域的体制与机制革新。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甄别产业结构[2]，也将会把教育作为具备潜力、通过习得可取得明显进步的行业着力发展。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1962年，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受贝尔纳（J. D. Bernal）的启发，应用统计调查措施，根据赫傍萨（Heibonsha）编纂的科学和技术编年表和韦伯斯特（Webster）的人名词典中1501-1950年的统计资料，对科学史上的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作了定量略论，将重大科学成果研发数量超过同时期世界各国25%的国家称为“世界科学中心”，指出其形成和转移与社会革命、科学家集团老化等因素有关，并认为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世界科学中心先后位于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和美国（1920年至今），科学兴隆期平均为60～80年，此即“汤浅现象”。[3]
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在先，科学活动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居中，经济中心的形成和转移殿后[4]。三个中心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而这一关系决定了全球竞争。
韩国与中国的近现代高等教育都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仅用了约15年的时间就发展为高等教育强国，为其崛起为“亚洲四小龙”奠定了基础[5]。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李培根院士认为，高等教育强国的评价指标包括：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5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上，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能够吸引世界范围内的优秀学生[6]。同时，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相对概念，亦可解释为“通过发展高等教育使国家强大”[7]。韩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采取了“面向国家重大发展需求”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实现了重工业领域的飞速发展。在重工业发展达到顶峰之后，韩国则通过国内主动改革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方式，将内在和外在动力有机结合；将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这一公共物品的需求水平，与潜在私有行为体的供给能力，进行潜移默化、细致入微地整合；将全国范围内的宏观高等教育知识管理目标，在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框架下，分解给具有内在创新动力、以知识产权方式体现出来的创新个体；通过宏观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引导，将公共资金注入以前沿学科和创新知识产出为回报的大学公私合作项目（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s）。
与以往以行政指令下达或产业市场路径所不同的是，以公私合作方式开展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是一种兼顾公益需求和私利满足的制度演化模式，它既有助于规避行政强制的官僚懈怠，又可以激发私有行为体的创新能动性；既能够保证公共部门提供公益的宏观目标，又可以通过契约和分配机制防止过于私有化和功利主义。然而，相较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治理模式或“自下而上”的市场治理模式，公私合作关系的达成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沟通、号召和磨合，并且关于个体协调能力、公共领导能力、项目管理成熟度都有更高的要求。韩国在高等教育公私合作道路上迈出了成功的一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
一、公私合作视角下的高等教育改革
1994年，以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为代表的28名专家组成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在《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中，将“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与私有行为体处理共同面临的事务的总和，并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从而推动双方合作[8]。日本学者星野昭吉在1997年出版的专著《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中创造性地将“全球治理”界定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公共与私有行为体、营利与非营利行为体之间的合作，是多层行为体为寻求应对共同挑战策略的创新治理方式[9]。这种新型略论框架因其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和私有行为体的重要性而备受关注。
全球治理的第一类视角可以称为国家中心治理，主张国家仍然是全球合作关系的中心[10]。第二类视角主张从新多边主义（neo-multilateralism）角度对全球治理进行探讨，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意义，但仍认为非国家行为体处于边缘或从属地位[11]。第三类视角关注公益（public goods）的提供问题[12]， 并从成功的治理案例中发现公益的有效优化往往取决于公共和私有行为体之间基于各自优势和需求的均衡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达成的对等生产（peer production）合作关系（公私合作关系）[13]。第四类视角是公私合作，为全球治理注入了致力于问题解决的主动管理和机制创新元素。 高等教育和大学知识创新，是全球范围内的公益提供问题。创新过程就是通过实践启动的知识生命的循环过程，其生命从发现问题开始。之后，略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是由决策部门、大学和探讨机构共同完成的。共同致力于实践难题解决的行为体互为同行，但当前它们之间大多相互独立、单打独斗，很多同类信息因缺乏沟通而重复或浪费，无法有效整合。要改变这一近况，需要各部门协同合作，而这是涉及管理和协调的系统工程。协同合作和相应体制机制的创立和维护过程就是公益提供的过程，需要达成均衡的公私合作关系，从而使之不断优化并持续发展。
二、韩国高等教育历史回顾
美国教育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以毛入学率达到15%、15%～50%、50%以上，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为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三个阶段[14]。1945年，韩国仅有一所大学。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1950年，高等教育机构的数目为55所，学生为11358人，国民入学率不到1%。1965年，韩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7%，1980年增至14.7%，基本进入了特罗定义的大众化阶段[15]。1995年，该数字大幅提升至52%，韩国高等教育用15年的时间就进入了特罗定义中的普及化阶段。1996年和2017年，该数字分别超过60%和80%，大学入学人数增至350多万人[16]。当前，韩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入学率最高的国家[17]。从特罗定义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来看，韩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阶段。从衡量高等教育强国的各种指标体系来看，韩国也称得上亚洲高等教育强国。[18]②
对于韩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阶段，有学者按照政府更迭情况，将其划分为李承晚政府时期（1948-1960年）、全斗焕和卢泰愚政府时期（1980-1993年）和金泳三政府时期（1993-1998年）三个阶段[19]。有学者按照年代之间的相似性，将其划分为1948-1960年、1961-1979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四个阶段[20]。也有学者按照韩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历程特点，将其分为放任自由期，整顿控制期，改革试验期，改革扩充期，自律化、多样化、特色化时期五个阶段[21]。无论采用何种划分方式，从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可以看出以下共同要素。
（一）公私立大学均衡发展
韩国通过立法对以私立大学为主体的高等教育加以规范，并使其通过竞争和自治体现独立性。尽管成均馆大学（Sungkyunkwan University）的前身是于1398年建立的培养儒士的成均馆，但是学界公认的韩国高等教育始于1886年美国传教士玛丽・斯克兰顿夫人（Mary F. Scranton）在汉城（2017年更名为首尔）创办的梨花学堂――韩国私立高等学府梨花女子大学（Ewha Womans University）的前身。1924年，日本殖民者在韩国按照日本帝国大学的模式建立了京城帝国大学（Keijou Imperial University），培养政府官员和其他专业人员。日本政府将大学视为韩国独立运动的诞生地，因此抑制韩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使高等教育仅限于少数精英的范围之内[22]。1945年，韩国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1946年，参照美国公立大学模式，京城帝国大学被重组为国立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NU），成为韩国第一所拥有大学本科和探讨生学位教育的现代综合性国立大学。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亦多借鉴美国模式重组。全国共有梨花女子大学（私立）、延世大学（私立）、高丽大学（私立）、首尔大学（国立）等31所高校[23]。李承晚政府时期，私立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4]。朝鲜战争期间，一批大学被迁到釜山、光州等地继续办学，为韩国公立大学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③。1951-1954年，韩国各省级行政区（特别市、特别自治市、广域市、道和特别自治道）至少设立了一所大学[25]。到1955年，韩国共有71所高校，其中私立高校58所（占81.69%）、国立高校8所、公立高校5所。
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颁布了《大学整备方案》，免费韩语论文，修订了1949年《教育法》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颁布了《私立学校法》（1963年）、《教育振兴法》（1963年）、《产业教育法》（1963年）、《大学生定员令》（1965年）、《学位登记制》（1965年）、《科学教育法》（1967年）、《职业训练法》（1968年）、《引进教授任期制》（1973年）等，强化了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为每所大学的每个院系确定录取人数配额（Measure of Effectiveness），严格控制教授的任命[26]。与此同时，政府建立了旨在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教育改革审议会，明确提出大学要开展面向国家、地区和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和科学探讨，加强探讨生教育，建立定期评估制度，推动自治化，对私立大学实行公费补助。1971-1981年，韩国政府推出大学实验计划（University Experiment Program），最初选定以国立首尔大学为代表的10所大学，进而扩展至全国所有的大学，规范四年制本科教育管理与评估机制，包括实行学士学位学分制（要求修满140个学分）、学位培养制（按院系学完基础课程后分专业，有必修课、选修课、专业课和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双学位制、主辅修制等内容。
1963年颁布的《私立学校法》使私立学校的基金法人地位得以确立，基金法人组织的校董事会不仅可以任命校长和教职员工，制定新生录取标准与措施，还享有经费使用权。该法第6条规定，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应为私立学校提供适当资助。1968年，韩国政府出台了《产学合作法》，鼓励社会机构、民间组织和公司内部开展技术教育。现代、大宇、三星等韩国大型私营公司集团开始创办大学、组建医院，并向大学提供资助、参与大学管理。1973年颁发的《私立学校教师退休实施法》和1977年实施的《私立学校教师健康保险法》，对促进私立学校教师安心从事教育工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作用。1982年，97所四年制大学成立韩国大学教育委员会。1983年，该委员会创办了《大学教育》双月刊杂志，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发挥了积极影响。1985年，韩国政府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1100万美元的资助，约占其经费来源（10.47亿美元）的1%；为国立和公立高校提供的资助达1.811亿美元，约占其经费来源（3.92亿美元）的46.2%[27]。全斗焕和卢泰愚执政时期，在大学实验计划的基础上，实行了更为宽进严出的招生计划，为高等教育注入了更多的竞争性元素。[28] 1993年，金泳三当选韩国总统，开创了文人执政的新时代，1994年正式成立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确定了逐步实现高等教育完全自治的目标。公立四年制大学校长可由教师选举产生（改革之前是由教育部推荐、内阁总理任命）。1994年，韩国共有314所高校，其中，私立高校258所（占82.2%）、国立高校53所（占16.9%）、公立高校3所（占1%）。其中，综合性大学和学院131所、师范学院11所、初级学院135所、开放性大学14所、广播函授大学1所、专业性学院22个，探讨生院250个（设在四年制大学中）。[29]
韩国《私立学校法》规定，私立学校开办者可为三类：一是学校法人；二是私立学校经营者；三是除学校法人、公共团体以外的法人和其他个人[30]。韩国私立民办高校首先发展起来，且一直在高等教育中占据绝对优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扶持，另一方面也与私立高校创办人、历届校长和教师团队的积极进取紧密相关[31]。比如，1886年创办的梨花学堂，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该校1925年升格为专科学校，1946年改为综合大学。第一任大学校长是1939年毕业于该校的金活蓝博士。1950年6月，该校开设探讨生院。1990年，尹厚净教授担任校长后，确立了向世界最高水平的女子大学迈进的目标。当前，梨花女子大学已成为世界闻名的女子大学之一。梨花女子大学的校园官方网站有中、英、日、韩四种版本，以真、善、美的梨花精神为校训，以培养女性精英为人才培养目标[32]。现任校长崔京姬在《校长欢迎词》中写道：由无尽挑战和革新编织的梨花历史，造就了无数个“最好”和“最初”，这是值得骄傲的辉煌历程[33]。正是因为拥有追求卓越的校园文化，以及个体在大学中的热情和付出能够得到尊重，韩国高校的发展才会如此迅速。
（二）高校改革的公私合作：面向21世纪的智慧韩国工程
韩国人把经济称为第一经济，把促进经济发展的教育称为第二经济[34]。成功的公共政策是在全面细致的供求略论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教育改革方针制定之前，韩国政府首先甄别了本国教育公共政策领域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学习具有比较优势或先发优势行为体的经验[35]。制约落后者追赶先进者的约束条件，正是高等教育公共部门自我革新的需求点。
经过略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韩国政府认为其高等教育发展面临三大瓶颈。第一，入学竞争日趋激化，导致中小学应试教育的恶性循环，家长不得不承受每年总量10余兆韩元的课外教育费用，相当于韩国公共教育预算的50%，却并没能提高学生创造力。第二，学术产出水平低，1998年，韩国学者在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中的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18位，仅占同年美国的3.9%、英国的13.8%、日本的15.2%、德国的15.5%。第三，韩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且对他国有较强的依赖性。1998年，韩国高等教育赤字达70亿美元。较高的失业率（1999年为6.8%）也需要通过教育改革来降低[36]。1999年，国立首尔大学在亚洲大学的排名为第3位，落后于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仅居世界第47位。[37]
基于此，1999年4月，金大中政府教育部（2017年改组为韩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部）提出通过教育改革实现第二次建国立国方针的新高等教育改革计划――面向21世纪的智慧韩国工程（Brain Korea 21 Project，BK21）[38]。1999-2017年，韩国注资12亿美元，发展世界一流的探讨生院、培养高质量的研发人才、培育专门化地方大学、改革大学教育体系，为电影、动画、设计、电信、翻译等新兴行业和国家核心行业培养下一代学者和人才。[39]
为保障BK21工程的顺利运行，韩国政府以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部和韩国科学探讨基金会为主导，设立了BK21工程管理支持委员会，吸纳了来自学术界、产业界和新闻界的11名委员。该委员会作为一个跨部门协调单位，与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部的大学政策办公室、学术和探讨事务部门及其下属的BK21工程管理和支持小组一起，分配学术探讨任务。大学政策办公室负责的内容包括：确立管理方向，制定发展政策；保证BK21工程经费到位，并对经费进行分配；筹备开发后续计划。2017年10月，BK21工程管理和支持小组归入韩国科学探讨基金会，其基本任务为：协助委员会开展支持和管理BK21工程的工作、建立评估指标体系、略论项目探讨小组的年度报告、建立项目探讨资料库等。此外，评估部门为工程实施情况督察委员会，在BK21工程管理支持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共有85个成员，分成5组进行年度评估和中期评估[40]。BK21工程管理支持委员会与申报该工程的高校相关管理部门及探讨团队之间，通过BK21工程达成的契约关系属于教育领域的公私合作项目。BK21工程的12亿美元项目经费分配情况及目标要求如下。
1.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探讨生院（1999～2017年）
（1）经费额度
7年内，提供11.9亿美元（每年1.7亿美元）资助。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机械材料、物理学、化学、材料工程等自然与运用科技领域的探讨生院，每项获得资助80万～600万美元；语言学、历史学、哲学、法律、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探讨生院，每项获得资助15万～75万美元。[41]
（2）目标要求
入选学校要在课程体系改革、招生制度改革、师资聘用机制、配套设施完善四个方面进行内部改革。课程体系改革方面，通过与世界知名大学开发合作课程、发展远程教育、引入英文授课制，韩语论文范文，推动博士论文在国际刊物发表，加强产学合作并开发相关课程。招生制度改革方面，要求入选大学减少25%的本科招生比例，增加探讨生招生数量，且要求50%的探讨生生源来自外校。师资聘用机制方面，以国际标准评估探讨生院教授，作为其职称晋升的依据，并引进合同聘用制，以保证韩国在重大战略领域的创新能力。配套设施完善方面，扩建或改善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实验室、接待室、探讨生宿舍等，关于已婚在读学生，还为其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条件。[42] 2.地方优秀大学资助计划（1999～2017年）
（1）经费额度
7年内，提供3800万美元（每年542.86万美元）资助。
（2）目标要求
地方大学与地方政府和公司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该计划资助地方大学与当地政府和产业界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该计划鼓励地方优秀高中生报考地方优秀大学和世界一流探讨生院，成功考入地方优秀大学的学生将有机会参加国外语言培训项目。同时，为了提升地方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探讨能力，世界一流探讨生院将一半的探讨生录取名额预留给地方大学[43]。入选的地方大学能够聘用更多的教授，以改善师生比例，提高外语教学和计算机运用教学技能，强化针对地方公司的运用技能教育和基础职业教育，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办学条件[44]。能与地方政府和公司结成探讨联盟的教授，被认为具备进一步发展的资质，能够得到改善实验室或语言教室条件的资助。[45]
3.新兴行业领域发展计划（1999～2017年）
（1）经费额度
5年内，提供400万美元（每年资助80万美元）资助。
（2）目标要求
在已有相关专业的探讨生院中，为影视、动漫、设计、电信、翻译等含有高附加值的新兴行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小型探讨团体。[46]
4.核心行业青年学者计划（1999～2017年）
（1）经费额度
3年内，提供2万～15万美元资助。
（2）目标要求
在探讨生院中，以系为单位，资助学术探讨机构各学科领域的青年学者。[47]
5.与国外大学合作项目（6个月至1年）
国际合作要求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探讨生院和发展地方优秀大学资助计划中都提及的内容。
韩国政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探讨生院，提供资金与美国一流大学建立联系，推进各类国际合作项目、建立合作探讨课题。在政府的协调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备选合作大学[48]。同时，政府鼓励经费用于支持国外学生来韩留学的奖学金、博士后流动站建设和教师出国交流，并将这些纳入绩效考核范畴，激发师生和高校管理人员就如何优化经费使用展开竞争[49]。韩国政府为地方优秀大学选择的美国地方合作大学有密歇根理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韩国大学与这些大学可以开展师生交流，包括工程探讨小组的跨校联盟、学分互认机制等。由于需要较多国际合作经验，韩国教育部门还为此专设海外学术交流事务机构[50]。获得前两类项目立项的大学，可以得到去美国大学进行专业学习和发展的机会，有长期和短期两种项目选择，长期项目执行期为6个月至1年，短期项目执行期不超过6个月。[51]
以上四项计划的预期成果包括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系统；多招收1300名博士生；与国际教育机构增强国际合作、提高研发能力；加强产业、学界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加强专科高等院校和综合性大学之间的沟通联系[52]。由此，可以带动韩国大学在科研、人才、设施、机制和教育环境方面的全面提升。
1999年，通过评选，BK21工程管理支持委员会在第一阶段正式遴选出26个科技领域的386所大学，其中，公立和私立大学的比率为16：9。同时，26个领域分别在大学中设立有代表性的探讨生院：国立首尔大学12个、韩国科学技术院6个、浦项工业大学3个，以上探讨生院占全国的81%[53]。 从项目执行效果来看，2017年（项目执行1年半），国立首尔大学的SCI发文量从原来的世界第94名（1671篇）跃居第55名（2202篇），进步非常明显。过去的高等教育资助大多强调在大学的院系之间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均等配置，而BK21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政策思路，把重点放在提高资助所能带来的效率和效能方面。与此同时，将原本重视本科教育的理念转变为关注探讨生教育，缓解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时过于激烈的竞争。当然，BK21着力打造少数大学冲进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而非BK21大学逐渐被边缘化，在突破原有改革瓶颈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等级秩序（pecking order）。以行政指令的方式人为调整本科入学人数、提高探讨生招生人数，也有违教育需求自身的发展规律。[54]
从一定程度上讲，BK21造成了韩国高等教育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④。然而，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以优胜劣汰的奖惩机制推进教育改革，实际上能够带来大学创新机制改革的鲶鱼效应⑤，激发和引导大学见贤思齐、取长补短，而固步自封、创新乏力的大学会面临被淘汰的危机，这是知识管理优化升级的要素。
关于BK21可能带来的高校两极分化的风险，韩国政府于2017年5月推出了“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后续工程”（Brain Korea 21 Project plus，BK21 plus），拟向全国500所大学投资21亿美元，使地方大学得到更多的资金补助。50%～60%的预算将作为探讨生奖学金或劳务费，学生补助也将有大幅提升。除首尔、京畿、仁川地区以外，地方大学分得的资金比重将从24%增加到35%左右，500个补助对象中将有225个地方大学，以响应朴槿惠政府扶植地方大学的国策。[55]
三、BK21评析：基于公私合作的视角
BK21项目之所以是公私合作项目，不仅因为它是韩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部和韩国科学探讨基金会为主导的BK21工程管理支持委员会与各大高校探讨生院、教师和探讨生之间的公私合作契约，也因为它同时向基金会、公司和私有部门筹集配套经费[56]，即该项目不仅有实施过程中的公私分工，而且有融资渠道的公私准入。
公私合作关系有六个基本特征。第一，合作关系涉及来自公共、私有或非营利组织的两个或多个行为体，有时也可能是不同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其所代表利益有相对公共和私有之分，因此也构成公私合作关系。第二，既有竞争性指标，也能够协调合作，达成良好的竞合关系（co-competition），竞争、监督和审计是保证服务质量和资金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第三，长久、稳定的关系，行为体之间具备合作精神、契约责任和诚信行动。第四，在既有资源条件下，专家通过具体的流程和行动提供项目成果，签约各方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第五，激励私有行为体提供公益事业所需的创新解决方案。第六，具有风险回报结构，私有行为体根据公共部门的要求提供服务，公共部门向私有行为体提供以绩效标准和支付机制决定的、能够体现风险分担和激励元素的薪酬，从而防止劣质成果或品质虚报[57]。从BK21的情况来看，其符合以上六个特点，因此具备公私合作的属性。关于其项目执行效果，可以从公私合作项目管理成熟度的角度，结合韩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进行综合略论。 韩国高等教育强国地位的获得，与其私立与公立大学之间所达成的均衡竞争与合作密不可分。正是因为私立大学的繁荣发展和私有融资渠道较为多元化，韩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够顺利转型。尽管BK21项目在执行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不利作用，但探讨人员能够立即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在BK21后续工程中尽可能地规避已有问题和风险，呈现出试错、纠偏和优化的特征。
高等教育改革项目的公私合作路径只是一种关注微观分配机制能否化解公共治理风险的管理工具或治理框架，项目的灵魂并不是单纯地提供公益或满足私利，而是通过项目管理的知识创新生命循环过程，将原本公私部门分头行动无法达成的目标在协同合作的框架下达成，将原本无法企及的梦想转变为在人的能动力推动下得以接近或实现的目标。私有行为体的事业若能与公益问题的解决有机结合，必然会为个体生命注入鲜活的血液，为学术创新生涯带来无穷动力。这才是学问本身具备的魅力和创新本身蕴含的智慧。
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提出了产消者（prosumers）的概念[58]：为了自己使用或自我满足而创造产品、服务或经验的人，是参与生产活动的消费者[59]。这一概念为公私合作关系的均衡定位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即只有当个体探讨者或实践者的公益提供本身可以满足自我需求时，创新动力才可以充分地被发掘出来。当公私合作转变为公私合一时，产消者的身份便会形成。这与哈佛大学教授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从Linux免费提供操作系统的公益之举入手，所提出的开源经济学[60]，以及为人类的自愿利他行为进行更深入略论的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61]，是不谋而合的⑥。将产消者及产消联盟（Prosumers Alliance）概念纳入高等教育机制与体制革新过程，将创新知识增长的对等生产范式纳入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62]，或许可以有力推进我国提出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产生既能面向本国重大需求，又能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为将我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提供智力支持。以此带动高校开展国际化行动，更能产生解决利益相关方共同关切的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效应，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协同创新路径。
注释：
①前五次创新浪潮分别是1780～1848年的水力与蒸汽动力创新、1848～1895年的铁路创新、1895～1940年的电气化和化学创新、1941～1979年的汽车与石油化工创新、1980～2017年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新。
②华东师范大学柴旭东认为，高等教育强国的评价指标包括世界一流大学的比例及世界地位，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贡献率，对社会文化观念的引领影响，对的吸引程度，具有引导影响的先进大学教育理念，民主、开放和鼓励创新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③公立大学指地方政府资助的大学，是在1951年创办、1955年停办的战时联合大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④该典故出自《圣经》《新约全书》中《马太福音》第25章《按才受托的比喻》和《路加福音》第19章《十锭银子的比喻》。《按才受托的比喻》中的说法为：主人分别给三个仆人五千、两千和一千银子，第一个仆人将五千经营为一万、第二个仆人将两千经营为四千、第三个仆人担心不会有收成而将一千银子埋起来，于是，主人罚第三个仆人将一千银子交给第一个仆人。《十锭银子的比喻》中的说法为：贵胄交给十个仆人十锭银子（一人一锭）。第一个仆人用一锭银子赚了十锭，被奖励了十座城；第二个仆人用一锭银子赚了五锭，被奖励了五座城；第三个仆人只是留住了一锭银子，便被罚将一锭银子交给第一个仆人。
⑤鲶鱼效应（catfish effect）是一个管理学术语，最初起源于渔业运输的过程中。沙丁鱼在运输过程中成活率很低，后来，有人发现，若在沙丁鱼中放一条鲶鱼，情况就会有所改观。好动的鲶鱼能够使沙丁鱼加速游动，解决缺氧的问题，从而使沙丁鱼成活率大大提高。作为一种激励手段，该效应关于鲶鱼而言，其意义在于自我实现，组织管理需要鲶鱼型人才；关于沙丁鱼而言，在于培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识。关于管理者而言，引进鲶鱼有助于组织成长壮大，同时也要注意奖惩有序的管理措施。
⑥Linux是免费使用和自由传播的类Unix操作系统。Linux的企鹅Tux（Torvalds UniX）商标来源于开源操作系统UniX的开发者李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其灵感来自企鹅所代表的极地是全球的公共用地。该商标的含义为开源的Linux是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任何企业无权将其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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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朱婷婷 校对 吴婷 | 
